逃难爪哇，战火中的小商贩

　　1916年7月16日，林绍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林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生，因有不少祖传水田可以耕种，再加上父亲林元载勤劳上进、朴实敦厚，生活过得还算殷实。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林绍良继承了家风，性情温和，聪慧机智，颇得父母的喜爱。

　　林元载一生务农，目不识丁，深感没有文化之苦，于是先后送林绍良兄弟到私塾读书。林绍良自幼就聪慧过人，悟性极高，而且能过目不忘，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学业进步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他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左传》等古代典籍，对书中的忠烈侠士极为崇拜，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令父母感到十分欣慰。

　　15岁那年，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因为学业优秀，私塾的先生建议他到县城的大学校去读书，但是父母却认为，像林绍良兄弟这样读过私塾、能识文断字的，就已经算得上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念再多的书，终究也是要娶妻生子、养活家人，早点谋个营生比什么都重要！

　　父亲不希望林绍良继续当农民，而是希望他能够弃农从商，走一条与祖辈不同的道路。于是，便在村口的交通要道处租下一间小屋子，开起了一家汤面馆，并交给林绍良经营。虽然林绍良很想继续读书，但看到父母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懂事孝顺的他，就只好顺从父母的意愿，当起了面馆的小老板。这家小小的汤面馆也就成为了林绍良的第一份产业。林绍良做事的原则就是认真、执着、勤勉，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他一人独揽了店里店外的大事小事，而他的经商天分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出来。他头脑灵光，讲究诚信，手腕灵活，不到半年，这间小得很不起眼的小店就被他经营得有声有色，赚了不少钱。小小年纪的林绍良也成为令同龄人羡慕不已的“老板”。

　　1935年，父亲林元载因病去世。当时，大哥林绍喜已经离开福清，去印尼谋生多年，未满19岁的林绍良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担负着养活全家的重担。为此，他更加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自己的汤面馆。虽然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太平了，但地处偏僻的福清还算安逸清闲，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一如既往。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丧，福清也未能幸免。兵荒马乱中，整个福清百业凋敝、人心惶惶，林绍良的汤面馆也被迫关了门。此时，日军又开始在镇子里、村子里大肆抓捕劳工为他们修建工事。为了避免被日军抓去做劳工，许多青壮年纷纷逃离福清，远渡南洋谋生。林绍良也打算去印尼投奔早年到那里谋生的叔父林财金和大哥林绍喜。

　　看到三儿子也要跑南洋，母亲心里十分不舍。林绍良劝慰母亲说：“阿娘，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如果我留在家中，恐怕会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那很可能就会死在里头回不来了，到外边就不一样了，印尼那边有叔父和大哥，也不算无依无靠啊！”

　　虽然母亲觉得林绍良说得有道理，但是他连福清之外的地方都没去过，第一次出门就得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那么远的路，那么乱的世道，一路上又没有人照应，这让做母亲的如何放得下心呢？

　　就在母亲左右为难，没办法作出决定的时候，村里恰巧有一位印尼华侨回乡探亲，林绍良便去求他带自己去印尼，华侨爽快地答应了。

[!--empirenews.page--]

　　见此情景，母亲也自然应允了。临行前，母亲握住林绍良的手，含泪说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多忍让。万一跟人发生争执，一定要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逼虎伤人。”林绍良和那位华侨计划以“父子”身份上路，一来可遮人耳目，二来可省一半路费。他们在厦门顺利通过关卡的盘查，登上了一艘开往南洋的荷兰客轮。这是20岁的林绍良第一次离家远行，而目的地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印度尼西亚。

　　抵达印尼后，林绍良直接去了在中爪哇的古突士镇。这里是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林绍良叔父林财金在这里经营着一家花生油店，算是已经站稳了脚跟，大哥林绍喜则在叔父的花生油店里当店员，于是林绍良就被安排跟着大哥做学徒。

　　当学徒，自然是最繁忙、最辛苦的。为此，林绍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

　　当时的印尼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蔓延到这里，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做生意十分不易，很多商家的生意都面临倒闭，叔父的花生油店也日渐冷清。林绍良认为，总是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花生油。走出去推销果然非常有效，林氏花生油店的销售额成倍地增长。叔父对林绍良的推销方式大加赞赏，将他转为正式店员，还给他提了薪。

　　有过当小面馆老板经验的林绍良一直想着要独自出去创业，以寻求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一面帮叔父打理花生油店，积累经商经验，一面省吃俭用，为自己积攒创业资金。两年后，林绍良终于攒足了可以做些小本生意的钱。于是，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那段日子对于林绍良来说，是创业历程中最为艰苦的时期，他每天半夜三更就得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他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此后，林绍良又陆续贩卖过洋火、布匹等小商品。虽然都是些小本薄利的生意，但因为林绍良不怕吃苦、勤劳肯干，几年下来，他不但赚到了一笔数目不少的原始资本，还积累了很多做生意的经验，磨练了意志，这些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林绍良的人生机遇几乎都和战争牵涉在一起。三年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后，日军登陆印尼，一直对印尼实施殖民统治的荷兰人撤走了，许多工商业被征作军用，林绍良的小贩生涯也被打断了。

　　乱世中彰显英雄本色

　　战乱没有动摇林绍良立志发展一番事业的决心。城市被日本人控制，他就到偏远的乡村去寻找机会，他先是去了古都日惹，然后去了很多小地方，最后搬到了马兰，在不断的辗转颠沛中，林绍良一点点地积累着人脉、经验和资本。就在林绍良奔波于印尼乡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美梦”也一天天地走向尽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发布了投降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随着日本侵略军退出印尼，印尼人民发起了“八月革命”，建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遗憾的是，胜利的曙光很快便散去了。当年的秋天，英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遣军队侵占印尼，荷兰政府也以盟军名义从欧洲派兵在雅加达登陆，以图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

[!--empirenews.page--]

　　为了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印尼共和国的军队和人民，面对英、荷军队的入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战争打响后，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了印尼的抗战。林绍良凭借自己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坚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一个崭新的国家必将在战争后崛起。

　　乱世出英雄，少时熟读史书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的事业或许能在这场战争中找到一个契机、一个新的生长点，于是，他毅然加入到当地中华总会，支援印尼的抗战队伍，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与印尼人民共进退，他的命运也由此彻底改变了。

　　1946年至1947年之间，林绍良受中华总会的委托，掩护一个为摆脱荷兰军方情报人员的追捕，隐蔽在古都日惹的印尼军方高级领导人。此人名叫哈山?丁，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他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

　　林绍良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掩护会给他的命运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和转变。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统治印尼长达32年之久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在当时，由于殖民军的封锁，共和国军队的军火、药品奇缺，林绍良得知这种情况，很是忧虑，如果局面持续下去，肯定无法抵挡荷兰殖民者的侵略，但他从中也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机会，一个能让自己的事业与一个国家的军队实现双赢的机会——为军队运送必要的军用物资。

　　这不但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更是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一个军队都难以完成的使命，这个连一天兵都没有当过的年轻人有什么本事去完成？但林绍良坚信自己能行，他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对于处在困境之中的孤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军官们不但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还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安全保护。

　　在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之后，林绍良便踏上了这条充满凶险的征途。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林绍良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物资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当这些军需用品运抵前线时，印尼官兵无不向他欢呼致意。林绍良从军火生意中不仅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绍良在这场印度尼西亚为自由而战的战役中，获得了今后让他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源，而后的另外一场战役则成为了其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初，印尼发生列岛分离主义叛乱，盛产丁香的苏拉威西、北苏门答腊因动乱导致产量大减。当时，中爪哇地区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好，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规模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香烟原料的丁香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大增加，每年高达2万多吨，供不应求。但战争爆发后，苏拉威西、北苏门答腊与中爪哇之间被战火阻隔，长时间等不到原料的中爪哇烟厂，纷纷面临停产和倒闭。

　　打通了军火贸易之路的林绍良，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再开辟一条丁香贸易之路，而这同样是一件无比冒险的事情。

[!--empirenews.page--]

　　丁香生意的利润确实诱人，但要从另一个盛产丁香的马鲁吉群岛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则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人财两空。

　　林绍良没有贸然行动，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还是蒂波尼哥罗师上校团长的苏哈托，希望得到他的建议和帮助。因为这对中爪哇的烟厂和经济发展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苏哈托听了以后，当即表示支持，甚至答应派兵保护。有了苏哈托的特殊照应，林绍良有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根据以往运输军需品的经验，林绍良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先从产地马鲁吉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先前已经熟悉了的运输军需品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最后将丁香送到中爪哇各地的烟厂。此举果然奏效，不久，林绍良组织的第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嗷嗷待哺”的烟厂厂主手中。

　　从此，林绍良在马鲁吉和古突士之间频繁往来，苏哈托也言而有信，每次都为林绍良“保驾护航”，使得他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越做越大，金钱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林绍良的腰包。

　　就在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做得如火如荼之际，经过长期艰苦抗战的印荷之战，终以印尼获得独立而告终。此时的林绍良已经是名震东南亚的大富商了。

　　雄才韬略，成就“百业大王”

　　对于林绍良来说，古突士虽然是他的发迹之地，但是在获得一连串生意上的成功之后，这里已经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宏图大志了。为了求得更大发展，1952年，林绍良将自己的贸易公司从古突士镇迁到了首都雅加达，而他的事业，也从此进入到一个全面开花的大时代。

　　当时，印尼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林绍良在仔细分析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后，设定出一条清晰的商业路线，先从大众最为需求的衣、食、住、行开始，立足于国计民生，适应国民经济需要，这也是林绍良恪守的一个经营思想。等有了更好的基础后，再根据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自身实力，抓住时机，进入其他领域。衣、食、住、行，衣在首要位置，林绍良遂决定从投资纺织业入手。1952年，林绍良先后在尼默和布拉巴亚建立两座独资纺织厂，后又与人合资在古突士和万隆创建了慕利亚纺织厂和达鲁玛纺织厂，由此形成了有一定实力的纺织集团。

　　此后，林绍良又利用印尼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办了轮胎厂，以适应当时印尼汽车工业的需要。接着，他又陆续投资了一些看似非常不起眼，但又存在着极大发展空间的行业，生产诸如花生油、肥皂以及当时市场上十分短缺而所需资本又甚少的铁钉、自行车零部件等国家最需要的产品，以此来支持印尼的国家建设。

　　应民族经济之所需，补民族经济之所缺，林绍良的举动自然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广大印尼人民的认同和支持。随着企业的发展，他又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之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寻找商业伙伴，并与之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

　　在企业扩展的过程中，林绍良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这让他体会到，无论是从事商贸，还是开办工厂，都必须取得金融界的支持，必须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而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使自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则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链条，如果能拥有自己的银行则更是上上之策了。

[!--empirenews.page--]

　　1957年，林绍良找到泰国的金融业巨头陈弼臣，在陈弼臣的盘古银行的帮助下，在印尼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凭借已有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人脉资源，林绍良先后在印尼的泗水、三宝垄、棉兰、巨港、万隆等城市设立了14家“中亚银行”分行和支行，由此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金融业务网络。

　　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得以自如地应对企业资金的周转，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并开始向工业、贸易、金融等多方面发展，为林氏财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分别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互为依存，相互帮助，共谋发展。

　　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了《禁止外侨经营零售商法令》，这使得华商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了不少限制，变得举步维艰、困难重重。1963年，印尼政府又开展了对抗马来西亚的运动，使印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也受到了阻碍。但此时林绍良的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集团，具备了承受挫折、应对动荡，对抗危机的实力，因而，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和影响。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谙居安思危之道的林绍良，又开始密切注视着新的发展机会。

　　1965年，林绍良与他的好友兼同乡林文镜等人合资创办了华仁谊集团，后来，华仁谊集团属下的企业逐渐发展到了30多家，包括银行、建筑、地产、纺织纤维、水泥、面粉、钢铁、航空运输、贸易服务等诸多行业，而且均有不俗的业绩。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业的林氏集团矗立在了人们面前，林绍良也成为了印尼企业界的新巨头之一。

　　20世纪60年代后期，印尼经济开始复兴。1967年，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在战争中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的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次年，苏哈托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鼓励社会各界大力投资兴业，开展经济建设，这也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以实现林氏企业集团的跨越式发展。

　　1968年，林绍良旗下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核准的丁香进口专营权。林绍良得以继续经营自己所熟悉的丁香生意，并迅速雄霸市场。到了1986年，林氏集团旗下公司进口的丁香量，已占据非洲盛产丁香的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总产量的90％之巨。林绍良也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丁香大王”。

　　印尼原本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因长期受殖民主义单一经济的影响，粮食不能实现自给。独立之后，虽然有不少国家给予印尼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但政府每年还是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面粉等食品，这成为了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面对这一问题，林绍良向印尼政府提议建立自己的面粉加工厂，加工援助国送来的小麦原料，以此来缓解印尼国内过度依赖进口的问题。

　　政府很快采纳了林绍良的建议，并将全国面粉生产2/3的专营权交给他。为此，林绍良投资10万美元，再加上印尼国际银行给予的280万美元的贷款，创立了波戈沙里公司。

　　当这座印尼历史上的第一座现代化面粉加工厂在雅加达建成时，苏哈托总统亲自到场，主持了落成典礼。

[!--empirenews.page--]

　　随后，林绍良又陆续建立了两座现代化的面粉加工厂。在此后10年中，林绍良的面粉公司所生产的面粉已达到国内需求总量的80％以上，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也在获得了“丁香大王”之称后，再添一桂冠，成为印尼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在此之后，林绍良依靠自己所获得的多项专营权，围绕食品行业开展一系列投资，成功占有了印尼90％的方便面市场，35％的牛奶市场以及超过30％的食用油市场。仅在粮油食品行业的发展，就足以令林绍良称雄商界，呼风唤雨。

　　1975年，鉴于《印尼经济发展计划》制定后，外资、合资企业纷纷投产，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林绍良敏锐地预感到已经被冷落很久的建筑业必将渐渐复苏，并兴旺发达起来。于是，在苏哈托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林绍良出资1亿美元，建成了年生产能力100万吨的狄斯丁水泥厂。1978年林绍良又投入巨资创办了年产200万吨的大型水泥厂。仅仅三年时间，他旗下的水泥公司所生产的“三轮牌”水泥的年产规模就提高到了约1000万吨，控制了印尼全国水泥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集团，并由此推动印尼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出口国。林绍良的王冠也因此再添一顶——“水泥大王”。

　　之后，林绍良又再次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大举挺进印尼的房地产市场，并且收获颇丰。他先后在雅加达等地购得2100公顷的土地，推出多个大型地产项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绍良的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到印尼私营建筑业20％的市场份额，他也因此成为印尼最大的房地产商，没有让“地产大王”的桂冠旁落。1982年，林绍良耗资1.2亿美元在雅加达建造了新式办公大楼，其中，大都市大厦是其“三林”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此外，在加里曼，“三林”拥有20万公顷的森林租借地，进行林木采伐，经营林木产品。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需要大量的钢板，每年仅仅从日本就要进口7亿美元的薄钢板。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在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可这至少需要8亿美元的资金。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连年亏损，一时难以筹足资金，故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须有40％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方可提供贷款。喀拉喀多钢铁厂遂向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求助，希望他们能够投资入股，挽救民族工业，林绍良毅然应允。于是，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和另一位杰出华商徐清华财团共同投资40％，喀拉喀多钢铁厂占股份40％，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占股份20％，三方合作进行兴建，其中林绍良的个人投资达到9600万美元，再加上外国银行借款的5520万美元，芝勒贡大型轧钢厂终于在1987年建成投产，年产薄钢板85万吨。从此印尼就不再需要每年花7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2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这样就等于每年为政府节约了5亿美元。林绍良在这场挽救民族工业的行动中可谓功不可没！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政府逐步对印尼本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紧紧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另一方面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组成合资企业。至此，三林集团的投资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内地及香港、越南、北美、欧洲、澳洲，员工多达2万人。

[!--empirenews.page--]

　　其海外投资以电信、银行、地产、市场营销为主，并且在雅加达、巴东、泗水等重要城市坐拥十家大型超市及购物中心。

　　但所有这些被林绍良做到“大王”的成就，都远不及他在另一个行业——金融业上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

　　早在1971年，印尼政府开始整顿金融业，颁布了《私营银行合并条例》，一些因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而陷于困境的中小银行，便纷纷趁着这个机会合并或易主，以求得生存与发展。作为中央亚细亚银行掌门人的林绍良也在寻找着让“中亚银行”脱胎换骨的良机。可是，在银行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林绍良只是个门外汉，虽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思想，但是却不知如何实施。

　　就在他为中亚银行如何发展一筹莫展之时，上天让他遇上了一位“贵人”。

　　1972年，林绍良因公事前往香港，在飞机上，一个熟悉的面孔跃入了他的眼帘。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中年人，不正是目前风头正旺的“金融界奇才”李文正吗？

　　没错，42岁的李文正在亚洲金融界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因为“奇迹”般地挽救了数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并实现滚动式发展，被新闻界和银行界誉为“医治银行的专家”，而且素有“亚洲钱王”的美誉。

　　前几天的报章杂志刚刚报道了李文正辞去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执行总裁的消息，现在的李文正恐怕是各大银行都瞄上的“救命稻草”、“希望之星”，现在，这个“救命稻草”就在自己的眼前，林绍良当然不能“放过”！

　　于是，在五六个小时的行程中，林绍良和李文正一起探讨了银行业的现状和前景，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相见恨晚之叹。

　　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李文正的很多关于银行及金融管理与改革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自己所缺乏的正是李文正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于是，林绍良以中央亚细亚银行17.5％的股份作为酬劳，真诚地邀请李文正出任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执行总裁。

　　实际上，林绍良在提出这一邀请时，心里并没有底。因为他的“中亚银行”的规模比李文正的“泛印银行”小得多，资产只有“泛印”的1/33，存款额也只是“泛印”的1％。况且，在金融界，李文正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就像三国时期，有“卧龙凤雏，得一必得天下一样”的说法一样，在如今的金融界，谁能得到李文正的辅助，谁就能占据亚洲银行及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可是纵观整个亚洲的银行及金融业，比“中亚银行”规模大、实力强的银行实在不占少数，李文正这条金融界的“蛟龙”，能看得上自己的这湾“浅滩”吗？

　　而在李文正看来，虽然目前“中亚银行”的规模很小，但是却是林绍良的财政支柱，有林氏集团庞大的实力作后盾，该银行的业务发展潜力极为巨大，这就为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且李文正对于林绍良这位有勇有谋、名震东南亚的“红顶巨商”也十分敬重，于是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不久，李文正高调出山，正式宣布加盟“中亚银行”，出任执行总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林绍良在给予了李文正密切地配合和大力地支持的同时，也全权授权给他，使他的聪明才智、大胆决策和稳扎稳打的经营作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empirenews.page--]

　　在林绍良和李文正二人的通力合作和精心操作下，“中亚银行”很快拟定并展开了一系列新措施：他们先是大幅增资，塑造“中亚银行”财势雄厚的形象。接着，他们又四处留意和寻找能兼并的小银行，通过兼并这些小银行，迅速壮大“中亚银行”的整体实力及分行分布网络。与此同时，他们又继续展开市场攻势，积极吸收市场上的大量游资，尤其是那些还没把钱存放在金融机构的华人家庭和商家，并调整保守的贷款政策，大胆发放贷款，支持或联营各种项目。

　　此后，“中亚银行”就像破土的春笋般茁壮成长，并飞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其总资产就飞涨到175亿印尼盾，银行客户在一年之内猛增六倍之多，存款和贷款分别增长四倍和十三倍，净利增加35％，业绩是创办18年以来最佳的一年，随着业绩的提升和利润的增长，林绍良也同样信心倍增。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将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经营中长期贷款业务，至此，“中亚银行”已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营银行。之后，“中亚银行”更是获得印尼财政部批准，升格为外汇银行。紧接着，林绍良又策划了“中亚银行”对印尼商业银行的收购，进一步壮大了旗下金融事业的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绍良通过旗下的华仁谊集团以“猛虎下山”之势，大举挺进海外市场，在香港建立起了第一个境外金融机构——中亚财务公司，并通过这家公司吸收了一大批外国资金到印尼。紧接着，第一太平财务公司、第一太平地产有限公司、永加公司等企业陆续落户“东方之珠”。之后，林绍良又买下了美国旧金山爱尔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的股权，并于1984年在纽约设立第一家“中亚银行”海外分行，由此打入了北美市场。还在纽约另设了一家名为太平洋贸易中心的公司，专门协助印尼的中小型企业开拓美国市场。在此后的几年中，“中亚银行”的总资产迅速膨胀，到了1983年，“中亚银行”的总资产比原来增加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除了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还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及美国加州、阿肯色州、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同样是在这一年（1983年），林绍良在美国权威商业杂志——《公共机构投资者》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名列第六，除银行资产超过40亿美元外，据估计，林绍良集团非金融业的资产也超过30亿美元，财团总计资产约达80亿美元。林绍良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东南亚以至全世界都屈指可数的“银行巨头”、杰出企业家。

　　时间迈入1988年，这一年的10月，印尼政府颁布了进一步促进金融业自由化的全盘措施，已经72岁的林绍良老当益壮，继续和李文正联手，展开了一系列的扩张行动，仅在一年内，“中亚银行”增设的分行、支行和办事处，就如同天罗地网般遍布印尼各岛。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只要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中亚银行”的标志。至此，不仅在印尼，在整个东南亚，“中亚银行”也是公认的规模最大的私营银行，其总资产超过150亿美元，林绍良也因此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金融大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银行”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都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是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印尼银行。

　　依靠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的资金自然是源源不断，因此，他又将触角伸向了国际贸易领域，一登场便一鸣惊人。

[!--empirenews.page--]

　　在短短数年内，林绍良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香港的多家公司，又为自己赢得了“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林绍良已经建造起一个由两大集团组成的，庞大得令人咋舌的企业王国。这两大集团，一个是以林绍良三兄弟命名的三林集团。该集团旗下拥有“中亚银行”以及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的多个企业。另一个是由林绍良与林文镜合资组成的华仁谊集团，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的企业多达数百家，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子、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个行业。林绍良也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百业大王”、“亚洲的洛克菲勒”。从一碗面条、一包咖啡卖起的林绍良用近5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商人奇迹般的蜕变。如今的林绍良，是印尼最知名的企业家，同时也是印尼拥有财产最多的人。在印尼，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人们每吃一块面包、每抽一包香烟、每穿一件衣服、每一所居住的房子、每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可能是在与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

　　由于林绍良的巨大成就，19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学院授予他“院长奖章”，这对于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项殊荣。

　　凤凰涅槃，危机后依然屹立

　　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突然降临，并迅速蔓延整个亚洲，受其影响最大的东南亚经济几乎陷入了绝境。而林绍良所面临的更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其中既有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也有社会政治的激流暗涌，还有竞争对手的落井下石，明争暗斗、趁火打劫，凡是能想象到的困难，都在此时重重压来。

　　一方面，因为企业集团规模庞大，业务遍布风波所及之处，而且贷款基本上是美金，应收账款却是印尼盾等当时跌值最快的东南亚货币，因此，林绍良集团的资金严重缩水，损失惨重。

　　而另一方面，饱受冲击的印尼经济，激化了国内潜伏已久的各种矛盾，经济危机迅速演变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1998年5月，印尼爆发了旨在推翻苏哈托独裁统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权的苏哈托倒台了，其家族财产面临清算，与之相关的企业也受到了牵连，与苏哈托保持了近半个世纪亲密关系的林绍良和他的企业集团自然首当其冲地被置于风口浪尖，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

　　苏哈托下台仅仅几天，印尼的紧张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林绍良的压力丝毫未减。由于苏哈托的两个子女在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30％的股份，导致了“中亚银行”的存款挤提。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中亚银行”分行门前，前去提款的人每天都是大排长龙，“中亚银行”在十多天中存款流失约11.5亿美元。鉴于“中亚银行”的规模及重要性，曾有四家私营银行想协助其解决大量存户的提款问题，最后终因“负担沉重”而放弃。最终，凝结着林绍良最大心血的“中亚银行”被收归国有。

　　印尼的金融危机和苏哈托的下台，不仅只关系到林绍良涉足的银行业，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三林集团主要的企业都由赢利转为亏损，其中“印尼水泥公司”外债达8亿美元，“印尼食品公司”外债更是达到了10亿美元之巨，林绍良不得不将许多资金调离印尼。

[!--empirenews.page--]

　　为了清偿政府9亿美元的债务，林绍良将印尼的三个最大的企业——世界最大的方便面食品企业“印多福”、亚洲最大的水泥厂“印多水泥”和汽车工业“印多汽车”一一出卖。其中“印多水泥”和“印多汽车”被政府转售给外资，“印多福”则由第一太平集团动用6.5亿美元出面收购40％的股份，控制权仍然在林氏家族手上。对于此时的林绍良来说，最大的期望就是企业能生存下来，至于发展壮大企业，已经不敢再去想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林绍良的企业集团陷入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之时，骚动的印尼又发生了恶性排华事件。林绍良作为印尼华商领袖，自然成为了被攻击的头号目标，暴徒不仅大肆抢劫其分布在印尼各地的银行及公司的现金与财产，还放火焚烧了他位于雅加达的私人宅邸，其中，停在宅邸内的五辆汽车被彻底烧毁，一些重要的企业文件和家庭生活照片亦遭到毁坏，林绍良个人的大幅彩色画像也被暴徒抢去损毁。他的城市酒店更是被烧得面目全非。

　　当时正在美国治疗眼疾的林绍良得知此消息后，大为震惊，一时间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银行的钱都拿走了，家族资产被拿出来登记。对于少年创业，在商海中打拼近70年，已是耄耋老人的林绍良来说，这是他人生中面临的最大难关。

　　然而，经历过战火与硝烟洗礼的林绍良并没有因此放弃。那时候，他的企业集团在全球拥有员工62万人，单在印尼本土就多达22万人，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不说，这么多人失去饭碗，将会是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

　　波诡云谲之间，原本已经逐渐淡出企业管理层的林绍良拍案而起，年过80的他宝刀不老，以必胜之信念，重披战袍，再战江湖。有时候，人无法抵抗自然规律的袭击，也无法扭转大势所趋，但是，危机面前，坚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却能带给人转危为安的希望。林绍良坚信自己能够度过难关，因为他有着虔诚的信仰，那就是诸善奉行必得上苍厚爱，一生行善无数的他重新开始集合众人之力重整河山。这期间，他率领着家族成员及企业老臣，精心谋划，审时度势，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舍得”大战：尽可能通过“舍弃”（出售）具有较高市场价值，但风险系数大，或者非核心产业的资产与业务，以换来资本、时间与政策环境，偿还企业的债务，进而“得到”（保存）公司核心企业与产业（如三林集团）的稳定和发展。而已经担负起集团重任的他的子女们更是为父分忧，全力以赴，共商企业的复兴大计，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这个时候向林绍良伸出援手。

　　古人云，得道多助，林绍良最终跨越了这道人生大坎，在狂风暴雨中平稳着陆。

　　走出阴霾的三林集团仍然继续雄居亚洲主要多元化企业集团之列，并且在经过一翻整合后，显现出新的、更旺盛的生命力。

　　在印尼，三林集团拥有全球最大的方便面厂，占印尼80％的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面粉厂，年销售量达350万吨；拥有印尼最大的电视台和100多家涉及软包装、水泥、汽车、航运业、保险金融业、房地产、电信业的工厂及公司，而且是肯德基在印尼的特许经销商，拥有近200家肯德基连锁店，其旗下的养猪场，亦供应着新加坡猪肉消耗量的90％。在印尼之外，三林集团在新加坡拥有新加坡最大的面包厂；在菲律宾拥有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的主要股权；在澳大利亚，三林集团也管理着涉及化学工业、农业畜牧等业务的多间公司。

[!--empirenews.page--]

　　此后，林氏集团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海外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某种特殊的政治关系。曾经有人说过：什么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经历九死一生之后，还能活下来。按此而论，经历了那场几乎称得上是灭顶之灾之后，依然绝地逢生，重整江山的林绍良以及他所建立的商业帝国，无疑是真正的成功者！

　　难忘故土，守望祖国

　　作为一个难忘故土的华人，林绍良的中国情结始终如一，早在1981年，林绍良旗下的太平洋集团就在中国大陆设立鞋厂。即使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政治危机等多重打击之后，林绍良投资内地的热情依旧不减，在他的老家福清，当地的工厂、学校及旅馆，都有林绍良的投资，其累计投资金额已超过1亿美元。

　　林绍良还和自己的同乡，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印尼富商林文镜一起在家乡福清建起了一座占地达5000公顷的工业园，为了纪念他们二人的父亲林元载和林洪宽，这座工业园被命名为“元洪工业园”。如今这座工业园已经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向政府缴纳了大量的税收，为促进福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绍良的创业是以支持印尼民族独立战争开始的，他也因此得以结交了苏哈托等一大批军方的高级将领，而这些高级将领在战争结束后又长期统治着印尼。特别是林绍良与长期担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私交甚密，二人常常在一起会谈商讨印尼的国家经济发展大计，这也为他选择投资方向提供了很多难得的机会。他是印尼商界中唯一可以自由进出苏哈托私人住所及总统府的人，而且军方还向他提供一个全职的贴身保镖，林绍良在雅加达近郊的住所也长期受到官方的保护。可以说，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为林绍良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对他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但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扎根印尼，立足于国计民生，适应国民经济需要，为政府排忧解难，则是林绍良恪守的一个经营思想，也是他获得印尼政府支持的前提，同时也是他赚取大量利润的强有力保证，而林氏企业集团的发展也几乎见证了印尼战后经济的发展轨迹。林绍良为印尼工业填补了多项空白，为印尼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应民族经济之所需，补民族经济之所缺”的作用，因此，也自然赢得了普通印尼民众的认同与尊敬。

　　政府的支持、民众的认同，这些都只是林绍良事业成功的客观因素，林绍良自身大企业家的眼光、个人不懈的奋斗以及他对机遇的把握，面对困难与危机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雄才大略才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人的创业，一半靠机遇，一半则靠个人奋斗”，这也正是他事业成功的真实写照。

　　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林绍良却是个天生的商业奇才。林绍良曾说：“生意成功的秘诀，是要为顾客服务，赢得顾客的信任。”他还说：“商场如战场，掌握市场信息，对于经营者来说必不可少。”林绍良善于摸清市场的变化，改变经营方针，他能“从大处着手，考虑周全并深入到细节”，绝不贸然投资、鲁莽行事，拥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魄与才干。

　　此外，林绍良也十分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林绍良曾十分感慨地说：“我所学不多，本无力量经营如此庞大的企业，现今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善于选择共事的伙伴。”

　　可以说，在林绍良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华商所拥有的一切美德：诚信、勤勉、朴素、感恩、勇于挑战、不怕失败、坚忍不拔、奋斗不懈。

　　而今，林绍良已经年逾九旬，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岁月和70年的商海沉浮之后，他更加期待的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听一听久违的乡音，吃一吃家乡的地瓜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