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

　　黄世宏，1948年5月生，福建厦门人。《福建日报》高级记者。曾任《福建日报》负责报道省领导班子新闻的屏山记者站站长。2008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

　　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世宏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在哪一个时期与他接触比较多?

　　黄世宏：

　　我与习近平同志接触较多的时期，是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时候。当时我是《福建日报》屏山记者站站长。福州城内有三座山，就是屏山、于山和乌山，省委省政府坐落在屏山边。屏山记者站是《福建日报》为宣传报道省委省政府时政活动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道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二是报道福建重要时政活动;三是采写涉及全省发展战略和重大典型的报道。

　　采访组：对您而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多时间里，他哪一句话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黄世宏：

　　“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是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2000年元旦刚过，习近平同志召开新年第一次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我与会采访并进行新闻报道。习近平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新的一年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规划，其中让我铭记至今的一句话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他罗列了当前某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忘记“人民”二字的种种表现，毫不客气地指出：“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在那次讲话中，他对怎样才能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我在写新闻报道稿的时候，深感习近平同志整个讲话给人印象最深刻、最有新闻性的，就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句话，而且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讲话内容。所以，我所写的新闻稿就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作为主标题，内容也围绕这一主题加以组织、提炼。稿件第二天在《福建日报》头版刊登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一稿件被评为当天《福建日报》一等好稿，后来又被评为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这篇稿件发表没多久，省里“两会”召开了。我在采访时发现，很多代表、委员在发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句话。又没过多久，春节来临，我跟省领导去给驻闽部队和离退休老同志拜年，他们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谈起这句话。全国多家媒体，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当时发行量居全国前列的《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以及《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也都在一版转摘了这篇消息。不久，《人民日报》也用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可见，这句话在全国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采访组：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中，关心和关注群众的难事急事，是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您在工作中是否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黄世宏：

　　这样的事例很多，我就讲一件吧。大约是2000年，习近平同志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写给他的。来信的大致内容是：他从山区来福州市打工，爱人和两个孩子随着来省城。孩子一年年长大了，已到了读书年龄，但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上学读书。他希望省里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外来打工者就地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信的内容，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亟待解决。他就把这封信批给福州市，请他们就这封信做调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解决。

　　但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他一家人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习近平同志一直放心不下。因为来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单位，所以写信人的身份未能知晓。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信封是福州一家外资首饰企业印制的，信纸也是这个单位的。他就猜测，写信的人可能与这个单位有关。

　　习近平同志特地吩咐秘书给这家企业打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找到这个人。秘书把电话打到这家企业，厂长得知省长关心这件事，相当重视，马上组织寻找，最后果然找到了写信的人。

　　这样，习近平同志就跟这个写信人联系上了，并且告诉他：“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现在已经敦促福州市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请你放心!”

　　福州市接到习近平同志指示后，组织了工会、教育等几个相关部门，就外来打工者子女上学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看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打了报告给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之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为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读书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这件事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全省不少地方，特别是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县区，也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促使福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党代会的记者。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和“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党永远的信念与追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最大的期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晋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您曾跟随他赴晋江调研采访，请您对这段历史做一个回顾。

　　黄世宏：

　　我对“晋江经验”的诞生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并以此推动指导工作。每年，他都要给自己选定一两个主要调研题目，作为重点来研究，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2002年，习近平同志把当年调研的重点定在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晋江市。他做过县委书记，深知县域经济搞得好，能有效提高整个省的经济活跃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一直很注意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和省长的6年中，他先后7次亲临晋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2002年6月这次赴晋江调研的目的，就是要好好总结晋江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前还要依靠政府补贴的县，如何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县;在新形势下，全省又应该如何学习推广发展“晋江经验”。

　　习近平同志先派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打前站，到晋江做了一些初步调研。在听取他们的调研汇报后，2002年6月15日，习近平同志便带着我们赴晋江，考察了几家龙头企业，参观了火热的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一起座谈，并听取泉州市、晋江市领导的汇报。最后，习近平同志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晋江经验”发表了看法，并总结提出了晋江“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六个始终坚持”就是：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五大关系”就是：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6月16日，我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以《适应新形势创新“晋江经验” 大力提高福建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为题，报道了习近平同志在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的消息。7月6日和7日，我又根据习近平同志总结“晋江经验”所作的指示精神，先后在《福建日报》撰写发表两篇长篇综述：《让企业真正成为“主体”——“晋江经验”启示录(上)》《让科技真正成为“驱动器”——“晋江经验”启示录(下)》。7月6日，我还在头版撰写了《再谈“多几个晋江县”》，作为1990年我在《福建日报》发表的《多几个晋江县》的续篇。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10月4日，《福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习近平同志的长篇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从那时起，“晋江经验”开始全国闻名。

　　不久，习近平同志调到浙江省工作。我与省里的干部群众和晋江的同志聊天时常说：“我们很幸运，习近平同志专门为我们一个县进行调研，并总结出很系统的‘晋江经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继续把“晋江经验”发扬光大，稳步走在全省最前面。晋江近20年一直是全国“十强县”之一。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抓“生态省”建设的情况。

　　黄世宏：

　　在建设“生态省”这项工作上，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福建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坏生态的情况，但全省生态的总体状况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和设计“生态省”发展规划，不仅及时保护了福建生态环境，也为“生态福建”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概念，可不是作为口号提提，他始终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把工作落到实处。他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制定方案，请专家组来论证，亲自听取专家意见，赴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对“生态省”建设作出一系列周密部署。通过他的努力，福建的“生态省”建设顺利起步。现在回顾起来，在很多省还没有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亲自主持，把完整的“生态省”建设方案拿出来了。

　　福建为“生态省”建设召开很多次会议，我都在现场，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开展研究、怎么进行部署的。这些细节和过程的主要情况，在我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生态之路——前进中的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记录。我在这里主要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研究和部署“生态省”建设中，交了一个科技教育界的好朋友——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

　　林教授在科技上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用菌草替代木头来种植食(药)用菌。改革开放之初，福建乃至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民，靠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致富，但种植这些食用菌需要大量的木头，农民增收的同时，山上的树却被砍得差不多了。树砍没了，食用菌无法再种植，生态也被破坏了，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鉴于这种情况，林教授就积极研究以草替代木头来培育食用菌。但草和木头在生物学上是有很大界限的，按理说是不能跨界的。面对种种非议和科研上的艰难，林教授勇往直前，通过多年刻苦攻关，终于从千万种草里面发现、筛选出可以代替木头培育食用菌的菌草，而且效果比用木头还好。林教授的科研成果，既能够有效地扶贫，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这恰恰契合了习近平同志当时谋划的福建“生态省”战略构想。林教授的技术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全国有400多个县来考察学习。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派专家、学生，到菌草诞生地——福建农林大学向林教授学习菌草种植技术。

　　习近平同志得知林占熺教授的事迹，把他树立为全省的一个典型，还专门在省政府召开表彰会议，授予他一等功，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向林占熺教授学习，并从多方面为其发展排忧解难。现在，20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还一直在关心林教授菌草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工作。这株“小草”，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也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突破，成长为“参天大树”。林教授的菌草技术已列入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科技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多领导工作理念，与他现在提出的一些发展战略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黄世宏：

　　确实，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不少领导工作理念，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提倡和支持在扶贫开发中开展“造福工程”，这一工程对那些偏僻地区、脱贫无望的农民进行易地搬迁，让他们搬到自然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地方重建家园。

　　还有他亲自主抓的“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福建沿海过去有很多渔民，一生都在船上住，几代人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过，生活条件很差，还随时面临着台风、洪水的威胁。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建期间，花了很多心血为他们创造上岸定居的条件，先后让7万多名连家船民上了岸，住到现代化的新村里面去。

　　还有，南平市从机关向农村下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镇流通助理，一起破解“三农”难题，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农民欢迎。习近平同志得知后，把它作为2002年的调研专题，并于4月6日赴南平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在全省推广。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把科技特派员等举措形成制度了。

　　此外，“数字福建”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真抓实干、马上就办”;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从严治党，“不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现象发生”;共产党员要有“滴水穿石”精神……这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都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期间率先提出并带头实践的，也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福建干部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随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丰富和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采访组：您在屏山记者站工作期间，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请您讲讲那次重庆之行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世宏：

　　1999年，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受省委委托，带领福建代表团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那次，我随代表团一起前往，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代表团里有福建各地市委书记或市长、省直机关领导和省工商联组织的一些企业代表。我们到重庆的当晚，重庆市委就跟我们进行了交流。晚饭后，代表团就坐了一艘客轮往万县进发，并在船上过夜。

　　上船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把所有人都召集到船上的大厅里开会。他详细说明了省委下达给代表团的任务，也讲了这次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注意事项。

　　习近平同志说，省委这次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中央安排的福建对重庆的对口帮扶工作。省委委托他带300万元支持重庆市，参加的各地市和厅局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能力，看看具体怎样给重庆一些支援。省工商联组织的企业家也请多想想怎么做好支援工作。

　　习近平同志讲完这番话之后，各个地市、厅局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们纷纷发言，谈了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规划了一些项目意向，并敲定了对口支援的数额。大家在会上当场算了一下，加上省委给的300万元，共有将近900万元的资金，此外还有一些合作项目。

　　会议开得很顺利，9点半左右就结束了。习近平同志说：“大家今天都很辛苦，离休息还有点儿时间，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一起唱唱歌吧!”很快，大家很尽兴地随着音乐伴奏唱起歌来，气氛很好。习近平同志也唱了好几首歌，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快到11点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大家就都回船舱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万县，举行了一系列对口帮扶活动，召开了一些项目对接座谈会。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重庆方面没想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代表团，送来这么多资金和项目，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临时打算增加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在万县为福建代表团举办一场舞会。

　　下午3点左右，他们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习省长，您带领福建代表团来万县做对口帮扶工作，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项目和资金，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打算增加一个活动，为欢迎福建代表团举行一场舞会。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这番话，脸上没有了笑容，他严肃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允许为任何领导举行专场舞会。这个舞会我一定不能参加，你们也最好不要举行。”

　　万县的同志一听这话，感到很难办，因为他们已经布置了，也通知下去了。后来，他们又找习近平同志解释说：“这个活动，其实也不是专场舞会，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小晚会，表演五六个小节目，表示对福建代表团的欢迎、感谢，顺便请大家一起跳跳舞，还是请习省长支持一下，不然我们实在下不来台。”

　　习近平同志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既然这样，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晚会开始时，我带领代表团全体同志参加，等小节目演完之后，我们代表团就退场，后面的舞会就你们自己跳，这样好不好?”

　　于是，万县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提议开了这场晚会。五六个小节目表演完，习近平同志很得体地走上舞台，跟演职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之后，他带领福建的同志们退场，让万县的同志留下来跳舞。由于事先有沟通，万县的同志也都能理解，晚会的气氛很自然、很欢乐。在不违反规定的同时，又接受了东道主的一番好意。

　　习近平同志做人、做事、做官都能够坚守住他的底线。他在福建工作多年，交了很多朋友，但他做事一直都有很明确的底线，能做的事他用心做好，不能做的事他绝对不做。但同时他又不教条，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讲究灵活性，让事情在原则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