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忾辰（1876年—1953年），名德元，号慨尘，福建福清城关高巷头人，祖籍福清城头黄墩。孙中山先生亲密战友，中国同盟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
郑忾辰的一生跨越没落腐朽的晚清、战火纷乱的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见证了从近代中华民族衰落到变革图强，再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曲折历程。他的一生以“谋小家福是小福，谋大众福是大福”为人生宗旨，追寻真理，秉持正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孜孜以求。
“没有自由婚姻，哪有幸福可言？”
郑忾辰父亲早逝，寡母当家，家境尚好。1887年，12岁的郑忾辰高中秀才后，继续广读博览，同时与堂兄弟一起，师从叔父学习南少林武术。当时常伴郑忾辰的是家中丫环吴氏。吴氏聪明伶俐，与郑忾辰年纪相仿，平日里照顾郑忾辰生活，从小为他磨墨洗砚，听他指点江山、抒发凌云之志。她虽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却总是默默地支持郑忾辰。两颗年轻的心悄悄地靠在了一起。
清朝沿袭明制，男子16岁、女子14岁就达到结婚年龄。郑忾辰虽然年轻，却因才气过人而成为众多大户人家心中的理想女婿。16岁这一年，郑母为他选择了上迳村一位大家闺秀林氏为妻，而受新思想影响的郑忾辰却坚持婚姻自主，追求自由幸福，坚持选择丫环吴氏做终身伴侣。
郑母认为，自古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郑忾辰却说：“没有自由婚姻，哪有幸福可言？”并坚定表示，如果相逼，就终身不娶！宗亲长者出来调解也无济于事。
最后郑母让步，在1894年一年当中，郑家先后办了两场婚礼，郑忾辰先与林氏结婚，再娶吴氏为妻，成为当年在福清县城最轰动的新闻。
“谋小家福是小福，谋大众福是大福”
婚后，郑忾辰继续过着读书练武的宁静生活，但他内心却很不平静。因为当时清朝腐败，列强入侵，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和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危机。国家多难，不少青年学子出洋留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一直不愿走科举升官老路的郑忾辰，此时也想赴日本留学。有亲友劝他，你上有老母，下有娇妻幼子，而且生活美满，何必自讨苦吃？郑忾辰却坚定地回答：“谋小家福是小福，谋大众福是大福。没有国哪有家？”1900年，郑忾辰毅然告别老母亲和娇妻幼子，东渡日本留学，并考进东京政法大学。后结识孙中山，于1905年首批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终生不渝，是当之无愧的民主革命先驱。
“民贼不除，哪来民生福祉？”
郑忾辰在东京政法大学毕业后，便作为孙中山的秘密联络员，辗转海内外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福州光复，郑忾辰奉命回到福建，并被推选为省参议员，住在福州市三坊七巷中的衣锦坊六号议员宿舍。当时福建省政务院院长兼警察总监彭寿松假借革命名义以营私，把持大权，残害民众，为所欲为，并先后派人暗杀老同盟会会员蒋筠、《民心报》主编黄家宸，史称“蒋黄惨案”。
当时不少政要慑于彭寿松淫威，噤若寒蝉。郑忾辰不惧彭的权势凶焰，主张与之进行公开斗争。有人劝他小心为上，不要重蹈蒋黄覆辙。郑忾辰坚定不移地说，民贼不除，哪来民生福祉？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在议会上提出弹劾彭寿松案，在仓山天安堂发表揭露彭寿松罪行的演讲。彭寿松恼羞成怒，派人多次谋杀未逞。郑忾辰在议员宿舍躲过彭寿松爪牙的暗杀后，巧妙化装离开议员宿舍，在台江码头机智地登上轮船，先后到达上海、北京。到北京后，他与林森、林白水等人上下配合，四处伸张正义，揭露彭寿松罪行，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逼迫袁世凯不得不派人以镇抚使名义赴闽驱彭。彭寿松辞职回到湖南老家，郑忾辰又以蒋、黄遗属名义提出控告。法院缺席审判彭寿松死刑。
“能够追随中山先生左右，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1913年初，郑忾辰当选为国会议员。就在这一年3月，攫取全国政权的袁世凯又指使人在上海暗杀了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露出了“反共和”“反民主”的真面目。认清了袁世凯背叛革命的反动本质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号召全国军民讨袁护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于1914年7月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在斗争最为艰难的岁月里，郑忾辰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当时党内意见分歧，人心涣散，不少人选择离开孙中山另谋出路。有人还劝郑忾辰说，跟着孙中山没有出路，只有吃苦头。郑忾辰却坚定地回应道：“能够追随中山先生左右，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当时生活确实很艰难，郑忾辰后来同他的儿孙聊天时回忆道，有时同孙先生一起，两个人一天才吃一块面包充饥。也就在此时，孙中山写了“天下为公”“博爱”等条幅送给郑忾辰。郑忾辰认为，这就是“谋大众福是大福”的体现，是革命党人应当追求的目标，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故始终珍藏身边并牢记于心。
1915年，孙中山办理各项合法手续后，与宋庆龄结成革命伴侣，在日本举行了简易的结婚仪式。郑忾辰与廖仲恺同为伴郎，并合影留念。
淬厉精神，贯彻主义
袁世凯逆民意称帝终于失败，反袁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北洋军阀段祺瑞上台后，继续反对临时宪法。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初衷，于1917年8月带领郑忾辰在内的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护法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护法大元帅，并亲自签署文件，任命郑忾辰为大元帅府特别参议。后来孙中山受到广东地方军阀排挤，到上海潜心著述，以期统一民众思想。郑忾辰则奉命留在广州坚持斗争。
1918年9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写亲笔信给郑忾辰，赞扬他“阁下夙抱宏愿，期于贯彻主义”，勉励他在风雨飘摇之际，“淬厉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郑忾辰收此长信，意志更为坚定。他坚信这就是为大众谋大福，所以长期抛家别子，辗转西南各地，宣传孙中山革命主张。孙中山签发的任命状及给郑忾辰的长信，始终作为最珍贵之物由郑忾辰保藏。2016年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孙中山写给郑忾辰的信和签发的任命状，首次收入当年正式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补遗》第二卷。
拒收贿款，名扬家乡
1923年6月，直系军阀采取“逼宫”手段，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曹锟一度许诺恢复民国国会，郑忾辰等护法会议议员才同意回到北京。不料，把持北京政权后的曹锟既想登上总统宝座，又要披上“合法”外衣，于是就以巨款暗中收买国会议员，凡投票选举其当总统的议员，每人发给贿金5000银元。
郑忾辰万分愤慨，与闽籍其他4位议员一起拒绝出席国会。曹锟还不死心，又通过驻融旅长姜明经转交贿金，给已回到家乡福清的郑忾辰。姜旅长深知郑忾辰为人，不敢造次送贿金上门。于是在豆区园设便宴，请郑忾辰出席。郑忾辰不明底细，欣然前往。叙谈一阵后，姜旅长突然起立，拱手相告：“余奉上级命令，转给先生5000银元，望笑纳。”郑忾辰听罢，拂袖而起，严词指责：“我一生清白，不收来路不明之物。此款从哪里来，还退回哪里去！”
豆区园拒贿之事，在福清传为佳话，乡人尽知。郑忾辰对旁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路不明之财，不但不能添福，取之必得无妄之灾。为人要一身正气，当官要两袖清风。
“欲谋未来之幸福，必办今日之教育”
1925年3月，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病逝北京。郑忾辰看到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上升，难以合作，便毅然回到已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福清。他深知，除从政外，欲谋未来之幸福，必办今日之教育。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威望，联合各界人士，兴办教育，造福桑梓。
早在1920年，他就与福清县热心教育人士林慎余、郑仲琛等一道，发动南洋融籍华侨捐资，在孔庙（今福清城关小学内）隔壁的明伦堂创办了福清华侨小学。1925年秋，在郑忾辰倡议和大力支持下，将福清县立第一小学和福清华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合并，成立福清县立初级中学（今福清一中前身之一），租赁城关高巷头陈氏祠堂为校舍。后经争取被批准为福清县第一所公办中学，搬进凤凰山麓的明德书院。1926年，郑忾辰的长子郑毓和为该校第一任校长。
1926年末，在郑忾辰支持下，乘北伐军攻克福州之机，学校发动师生从明德书院搬进凤凰山上的教会贫儿院原址。教会上告，郑毓和又率师生代表赴省法院抗争。公庭之上，郑毓和慷慨陈词，理正辞严，终于取得胜诉，原教会违背诺言拟挪作他用的贫儿院两层红砖大楼，正式确定判归福清县立初级中学。近百年来，县中（福清一中）校址始终不变，并在周围陆续扩建新建，逐步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
1927年福清各界公议，将贫儿院的两层红砖楼定名为“群力楼”，以纪念郑忾辰、郑毓和父子与各界人士同心抗争，群策群力，从帝国主义手中争回校本部、维护民族教育的重大胜利。
1930年，郑忾辰支持县中校长陈汝翼前往印尼，向融籍乡亲募捐，用以修建宿舍楼，供农村进城求学的学生住宿。1933年建成后，为纪念郑忾辰创办县中功绩，宿舍楼取名“慨尘楼”。
1943年，郑忾辰考虑到当时福清全县尚无一所完全中学，莘莘学子尤其是乡村贫寒子弟上高中要去福州，十分不便，以致经常辍学。他召集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创办高中的建议，动员有关方面将“文昌阁”“奎光阁”两社的店业、田产捐献出来，赞助兴学。8月举行各界代表会议，取“文昌”“奎光”首尾各一字，命校名为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推选郑忾辰为董事长。文光中学先以职业高中上报，至1947年经省教育厅批准改办普通中学。
1946年郑忾辰 70大寿，他将所有亲友馈送的贺仪，全部捐献给文光中学新兴建5间排教室，被校方取名为“忾辰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清县立初级中学与文光中学合并，成立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福清第一中学，由时任福清县长李毅兼任一中校长。
鉴于郑忾辰几十年来对兴办教育的贡献，他被确认为福清一中的创始人。其时他已仙逝，但应含笑九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欲谋未来之幸福，必办今日之教育”理想终于实现了!
2005年福清一中80周年校庆，建成“郑忾辰先生纪念室”，内有冰心先生题词的“郑忾辰纪念馆”。
“死而得所，愉快奚似”
郑忾辰的幸福观，在他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体现得尤为鲜明。
1941年4月，日寇侵占福清县城，并筹划成立汉奸维持会。他们得知郑忾辰是辛亥革命元老，在福清有很高威望，又曾是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生，大喜过望，便到处搜捕，妄想逼他出任维持会会长。
郑忾辰坚决不当亡国奴，他携带全家几十口人，早早就避居到离县城十里的瑶峰小山村，躲过一劫。日军数次骚扰瑶峰，情况危急。郑忾辰召来家人，并与村民们合计，表示日寇数度骚扰，目的就是针对自己。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家人为国捐躯亦不足惜，但不能累及乡亲。于是，他又举家迁往大山深处的菜安小村。
然而不久，闻风而来的日寇又突来菜安搜捕。郑忾辰在村民掩护下转移别处。为了进一步缩小目标，不给乡亲们增加负担，郑忾辰决定将家人分别疏散他处，自己独自一人转移到离菜安尚有数里之遥的一处被盗过掏空的阴冷古墓里。分别时，他对家里千叮咛万嘱咐，我们全家人头可断，血可流，绝不能当汉奸卖国贼！
在古墓中住了一个多月，连地瓜粥也吃不饱，他却不让村民冒险送粮。在菜安艰难度过数月，郑忾辰终于在1941年9月迎来了福清县城的光复。在山村，郑忾辰已听到近半年许多热血男儿流血牺牲的壮烈事迹。回到县城后，他不顾身心疲惫，立即以国民政府福建省顾问的身份，与有关人士发起，在凤凰山上建立起一座“闽海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他亲自撰写碑文，倡导“死而得所，愉快奚似”的幸福观，歌颂“宁毁室家，罔畏强虏”的民族气节。直到今天，这篇碑文仍然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走进新中国有福，跟共产党走有福”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忾辰继续担任省政府顾问，并于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但他看到胜利后，国民党军政官员借没收汉奸财产之机，贪污腐败，中饱私囊；蒋介石集团为了四大家族私利，执意反共，挑动内战，广大民众渴望的民主、自由、均富等根本无法实现。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不断传来民生福祉改善的好消息。他心里逐步明白，要谋大众福，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不动声色，多方保护进步师生，尽力营救被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蒋介石加速撤往台湾的计划，并派人动员郑忾辰也迁居台湾，被郑忾辰一口拒绝。他幽默地对亲朋好友说，要变天了，蝌蚪正在变青蛙，只差一点尾巴了。果然不久后的8月16日，福清全境解放。
郑忾辰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当时，他的旧居大厅里住满了解放军骑兵部队。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郑忾辰逢人便说，人民军队就是好。
这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任命李毅为福清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县长多次来到郑忾辰家中，听取他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李毅的邀请下，1950年4月，郑忾辰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福清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被一致推选为副主席，并在主席台上就座。作为民主人士代表，郑忾辰处处带头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当时福清尚未正式开始土改，但郑忾辰在田墘埔召开的民众大会上，公开宣布献出自己家庭仅有的二三十亩田产。他说，孙中山先生早就主张“耕者有其田”，我完全赞同；现在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好，我要身体力行，不当口头革命派！此举在全县引发热烈反响。
当时郑忾辰已75岁高龄，他越来越关心祖居地海口区黄墩村（今城头镇黄墩村）。1947年，他曾为黄墩郑氏祖祠题匾“重游泮水”，意在勉励乡亲兴学育才，期望后生子弟认真读书学习。走进新中国后，他觉得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了，专程回到黄墩村，找到农会主席郑孙兴共同商量，取得大家一致意见后，将郑氏祖祠腾出作为办校地址。黄墩村专门写了申请办学报告，经当时海口区认可后，郑忾辰亲自将报告送到福清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并于1950年10月获得批准。1951年秋季，黄墩小学正式开学，郑忾辰专程前往祝贺，并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翁。
1953年，年逾77岁的郑忾辰病重卧床不起。李毅县长闻讯后，立即于百忙中抽空前往探望，并问郑忾辰有什么要求。郑忾辰缓缓地说：“我一生奔波，想为大众谋幸福，晚年终于走进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走进新中国有福，跟共产党走有福，我该知足了！”
结语
民主革命先驱郑忾辰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的一生坚持“谋大众福是大福”的初衷和信念，他为正义而奋斗的光辉一生和为百姓做的桩桩件件好事，都诠释了他的幸福观和人生追求。
作者附记：本文参阅王岚撰写的长篇系列报道《郑忾辰传奇》，该文原载《福清侨乡报》，后全文编入福清市政协主编出版的《郑忾辰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集》，并入选由福清市文化体育局主编、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8月正式出版的《福唐传奇》一书。特此说明，并向作者王岚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