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赵守箴，1940年1月生，福建古田人。1991年1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3年2月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4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2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赵守箴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曾与他搭过几年班子。请您谈谈初次接触他的情况。

赵守箴：1991年之前，我一直都在省里工作。在省里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习近平同志，知道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年轻干部。起初他在厦门任职，很多人都说他表现突出，很有人格魅力，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力很大。

1991年1月，我被任命为福州市委副书记，和习近平同志搭班子。由于之前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知道他是一位好领导，心里十分高兴。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带我到福州市委报到，还带我见了习近平同志。毕竟是刚到新的工作岗位，又要接触新领导，我的心情有些紧张。见面之后，他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话，很随和，很亲切，让我放下了心理负担。接着，习近平同志召开市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对我来福州任职表示欢迎，会场气氛很融洽。我记得，他在会上提出，班子里面要相互监督、相互提醒，团结一致把事情办好。会议的内容非常简单，习近平同志交给我一个分工：“今天先给你分一个工——管档案。你先分管这些事，其他的以后再说。”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简单。

采访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您对习近平同志逐渐熟悉了，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工作循序渐进，作风民主。慢慢熟悉情况之后，他给我增加一些分工，开始是改革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增加了科教文卫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城建城管工作。所有的工作我都欣然接受了，唯独城建工作不敢接受。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我到他办公室主动对他说：“您和市长都在抓城建，我再进去管，就是三套马车啦。”他想了一下，说：“你讲的有道理。”就没有让我接手这个工作。

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是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形成的。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同志非常热情、真诚，实事求是，事情该怎样就怎样，绝不掺杂主观感情。这一点非常可贵。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形成了几点认识。

第一点是他公事公办，坚持原则。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谁决定的，敢顶敢说，不会受制于周围的各种关系。我当时就感觉，他非常有主见，能秉公办事，能主持大局，不受外界因素羁绊，不会受制于人。

第二点是他非常关心老干部。老干部的生活和福利待遇问题，他时刻都记挂着。当时福州有很多老领导在“文革”期间被安排到企业工作，这些人退下来之后，工资关系都在企业，各种待遇都享受不到。老干局提出这个问题后，习近平同志很有魄力，做了一个决定，把全市在企业离休的干部的工资关系转到市经济委员会，由企业转为行政部门，大大提高了这批老干部的待遇。

此外，他还在工作上关心老干部，建立关心老干部的具体制度，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不让老干部感觉“人走茶凉”。比如，他开创了“老干部季谈会”制度，让老干部每个季度聚在一起召开会议。他说，老干部当过福州市的领导，跟其他人的情况不一样，思考问题比较深刻，现在退休了，了解老百姓的情况更多了，可以为市委建言献策。每一次“老干部季谈会”，他都亲自参加，悉心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第三点是他始终把群众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的福州，老百姓生活有很多困难。我刚到市委上班不久，平潭反映一个问题，说当地渔业资源枯竭，渔民打不到鱼，揭不开锅。他知道以后，就对我说：“你下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我到了老百姓家里，打开锅盖，都是野菜，吃饭都很困难了。我回来向他汇报了实际情况，他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斤粮食给平潭，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采访组：根据您了解的情况，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在工作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赵守箴：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他能抓住事情的根本，化被动为主动。当时，“文革”中遗留下来的一些老百姓的案件还没有完全解决，上访群众很多。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解决群众的困难，就不应该让群众到处找人，要改变工作作风，把“群众上访”改为“干部下访”。每个月，他都带一班人，到区县、乡镇专门去接待群众，每一次都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文革”中有很多人的户口被弄没了，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就到处反映，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这个问题在“下访”中得到了解决。

我有时候也跟着他一起“下访”接待。他工作很深入，每次都能让群众得到满意的答复，群众特别欢迎，每次场面都很热烈。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讲究效率，讲究实效。他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被大家称为“马真精神”。他提出“马真精神”的时候，我还没来福州市委工作。当时是部队面临一些困难，一件事情很久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说后就抓紧落实解决了。这个事情解决后，他对部队官兵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找我，我马上就办。”由于当时这个事情解决得很好，官兵们听了这句话很受鼓舞，“马上就办”这4个字就广泛流传开了。

“马上就办”解决了速度的问题，而“真抓实干”解决了实效的问题。“真抓实干”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繁琐的办事手续。那个时候，开发商办好一套手续要跑很多个部门，盖很多公章。台商、外商开办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手续繁琐。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种情况，专门在一栋楼里办了一个服务中心，让各个行政部门在楼里设服务窗口，人们要办手续就到这个服务中心来，足不出楼就能“一条龙”办好事情，节约了很多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实效。

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关心下属，很有人情味。他工作那么忙，却不曾忘记对我们的关心。每年，他都会把市委班子成员的家属请来，彭丽媛老师也参加，大家一起座谈，聊聊天，互相帮助，增进友谊，完全不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好朋友、好邻居。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大家给他过生日。他通知我们：“今天我过生日，大家一起到家里来吃饭。”我们几个人很高兴，下班后就到他家里去了。没有带礼物，也没有唱生日歌，很简单，也很随意，就我们班子里的几个人拉拉家常，聊聊天，非常开心。那天是彭丽媛老师下厨，都是家常菜，一碗一碗地端出来，味道很好。

整个班子在他的带领下非常团结，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他经常讲：“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和大家相处的。

第四个突出特点是讲纪律，讲规矩。他要求十分严格，错了就是错了，绝不会让步，也绝不会姑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群众生活，他在福州期间为改善民生做了哪些工作?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改善民生的事情，为提高福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任期间，虽然面临很多治理难题，却都能一一解决。

第一个是交通问题。当时福州市交通拥堵，管理混乱。小摊小贩占据在人行道上。出租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乱调头，到处乱跑。残疾人开着小机动车乱搭乱载。整个城市交通毫无秩序，拥堵不堪。

第二个是内涝问题。福州雨水多，一下雨就发洪水，整条路变成河流，内涝严重。最严重的地方是铜盘路，一下雨就变成了“铜盘河”。

第三个是污染问题。当时，福州市的垃圾场就在闽江边上，不仅脏乱臭，而且是致病的污染源。内河污染非常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中，河水臭不可闻。

第四个是电力不足。当时工厂用电严重不足，“停三开四”，意思是三天停电，四天供电。工厂经常给市里打电话要电。

第五个是运输问题。道路建设不够，运输能力偏低。当时，我们从福州到厦门，路上坑坑洼洼根本走不动，还要堵一两个小时的车，走一天的时间。原材料输入、产品输出都不通畅。

这些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事情。在习近平同志手上，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规范管理，严格治理。我到市委工作之后，他让我跟交通部门好好研究治理一下交通问题。他带领我们制定了7个管理文件，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作出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不准在人行道上摆摊卖菜，成立执法队，上街执法;强化对出租车的管理，严禁乱停乱跑乱调头;不准残疾人搞运输，实在由于身体残疾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的，由政府分配公益性工作或者发放生活补助。经过综合整治，交通问题有了很大好转。

在解决内涝问题上，因地制宜，开挖河道，让洪水及时排出。比如，铜盘路附近挖开了一条河，直接跟西湖连起来，洪水很快就能排到西湖里，避免内涝灾害。

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搬走垃圾场，兴建污水处理厂。习近平同志四处选址，最后在红庙岭找到一个地方，把那里封闭好，再把垃圾场搬到那里，做好垃圾处理，防止垃圾污染影响市民生活。原来的垃圾场由于污染太久了，周围的水都是臭的，基本上没办法开发利用了。习近平同志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找人联系到一个泰国商人，在垃圾场旧址建了一个鳄鱼公园，鳄鱼不但不怕脏，还要吃脏东西，很快就生存下来了。就垃圾场的处理来看，习近平同志头脑非常灵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在治理内河污染方面，习近平同志开了先河，在他手上建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当时，福州市财政并不宽裕，建污水处理厂要花很多钱，他硬是挤出来一部分钱建污水处理厂，足见他对内河治理的重视。

在解决供电问题上，全力协调。为了解决工厂用电问题，我们每个月都要跑到电力局、电力所跟他们打交道。真没有别的办法，电不够用，需要他们调节。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去电厂要过电，还在长乐建了汽油发电厂，以解燃眉之急。

在解决运输问题上，建设文明路、高速路、飞机场。习近平同志支持开通文明路，加宽和疏通道路。后来，又修建了高速公路，大大提高了公路运输能力。福州市的飞机场是在他手上建起来的。为了建机场，他专门成立领导小组，亲自到各处筹款。机场建成之后，大大提高了航空运输能力。

从上面这几件事情，不难看到，他来福州当书记的确不容易，遇到很多难题，而且每一件都很难办。为了福州百姓，他花了很多心血，想了很多办法，每一件都有交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人才，也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请您谈谈他指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

赵守箴：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他有自己的体系和观点。他不仅爱才、惜才，而且在选才、用才方面有独特之处。

在选才方面，他要求德才兼备，反对“唯文凭论”“唯分数论”。当时，在干部选拔方面有一个常见观点：要大胆用干部，特别要大胆用有争议、有能力的干部。习近平同志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有争议就说明毛病多，有能力未必有道德，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才行。他常说，文凭只能代表考试能力，反映一个人受教育的情况，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的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很好，应该得到提拔。他还说，公开招考中考分高而实际工作搞得不怎么样的人，大有人在，甚至有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职位，平时不认真工作，一心复习应考，甚至请假复习考试，这样的人不能重用。

他关心干部成长，给干部解决工作困难。他一旦用人，就会对人充分信任，“用人不疑”。我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他在用人时能帮扶干部，为干部成长提供支持，而不是只用人不帮人，不是那种布置完任务就只看结果，其他什么都不管，都让下面的人自己去解决。用通俗一点儿的话说，他不做“甩手掌柜”。比如，他每个月都要到区、县帮助当地干部解决问题。在下去之前，他先让市委办公厅通知区、县领导问清楚他们认为最难办的问题。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带着相关部门领导深入实地调研，召开现场办公会，根据当地干部反映的实际困难一一解决。我曾跟着他到下面参加现场办公会，遇到的难题多种多样，有的是贷款难，有的是缺人才，有的是手续办不下来，都是实际困难。习近平同志听了之后，还会到现场看，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组织力量解决问题。现场解决问题后，还建立检查责任制，监督和追踪问题的解决过程，让问题尽快彻底得到解决。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很细致。更可贵的是，他每年都坚持这样做，每年都做几次，很扎实。

在用人上，他不太赞成组织部临时考核干部。他认为干部要在平常考核，一年搞两次考核，中间一次，年末一次，主要考核实际工作能力和任务完成情况。不要等准备提拔时再临时考核，一是原来就对干部不了解，临时抱佛脚，很难了解真实、全面的情况;二是正式的任命文件还没下来，社会上就先传开了，某某在接受考核，很快就要提拔了，影响不太好，也让后面的工作变得被动。

他一旦看准要重用的干部，就十分信任，给大家施展才华的机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一开始让我分管干部工作，就跟我说，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希望，不要厚此薄彼;还要适才而用，根据每个人的长处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12月1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