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发）福清作为一个县级市，它不仅有一个简称“融”，还有一个雅称“玉融”。宋朝林栗在《福清图经总叙》中记述：“福清县治，前对玉融峰，环揖诸山，豪隽秀媚，可喜可愕。”明代嘉靖年间进士王一言的《重建福清邑堂记》中载：县治“则枕鹫峰而案玉融矣”。“盖玉融邑镇名山，有孤峰万仞，形势奇绝之胜。”福清在唐（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置县伊始，县城因面对城南的玉融山而得名，融城即是“玉融城”的简称。

　　走在玉融山公园的栈道上，扶着栏杆，远眺蜿蜒穿城而过的龙江。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福清在规划城市发展时充分考虑到要让城市融进山水之间，要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融”的理念便使城市的每一步延伸和拓展不再是盲目无序的行为。在旧城改造拆迁时，福清的做法也别具一格，他们这里原地拆迁户和新购房的居民完全“融”到一栋楼房里、一个社区里，避免人们产生原住地与外来人的差别感。大家住在一起，其乐融融。其实，这座城市历史上就是由中原移民大批迁徙而来形成的。不同地域的人共同栖居在一个城镇里，人与人之间的包容自然形成了如此淳朴的民风。

　　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我们去寻找一个做“光饼”的老店。在外墙有双喜字和花卉浮雕的一座红砖小楼里，做“光饼”的中年妇女正在手法娴熟地包着紫菜光饼。通过厨房的前厅进入后厨，只见烤光饼的一个大火炉里柴火烧得红彤彤的，从炉旁经过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别看这家小店没那么富丽堂皇，可他家店做的“光饼”每天都供不应求，预定稍迟些就买不到了。地方史研究专家郑老师一边带我们参观，一边给我们讲述了有关“光饼”的故事。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福建一带倭寇来犯，戚继光率部清剿。为保障士兵行军打仗期间有干粮可吃，戚继光就让人们制作类似他老家山东吃的炊饼，为方便战场上携带，在圆饼中间留一个孔，然后穿成一串，挂在士兵的脖子上。可是天天吃这种干粮，士兵的胃口不断下降，还常常会便秘，士气也随之低落。善于琢磨问题解决问题的戚继光马上着手对圆饼加以改良。一是和面时除了加盐之外，再加适量的碱，有助消化。然后在圆饼凸起的一面撒上香喷喷的芝麻，改良后的圆饼士兵们就喜欢吃了。后来，当地老百姓劳军时又用猪肉、香菇、紫菜作馅，包成更好吃、更有营养的圆饼。烤制的时候，用的柴火是松枝，烤好的圆饼吃起来还带有松针的香气。吃上这样伙食的士兵打起仗来精神倍增。后人为纪念此事将饼以戚继光的“光”字来命名为“光饼”。今天“光饼”已是闻名遐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据说有的远离家乡的老华侨实在想吃“光饼”，就让店家快递到南洋或北美，亦可聊慰乡愁。

　　说话间好客的主人，用笸箩端上来新鲜出炉的“香菇光饼”送到车上给大家品尝。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整个大巴车里弥漫的香气许久都没有散去。

　　在福清城区的西郊有一座因“石奇、竹秀”而得名的石竹山。徐霞客于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曾游览到此山。他在游记中记述：“闻宏路驿西十里，有石竹山，岩石最胜，亦为九仙祈梦所，闽有‘春游石竹，秋游九鲤’语，虽未合其时，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胜遂行……”徐霞客来石竹山时是六月中旬，已不是游此山的最佳时节——春季，但他还是不能错过。徐霞客所言的“九仙祈梦所”，一下子就点出了此山的特色。在石竹山南麓半山腰的悬崖峭壁之上，有一座创建于唐太中元年（公元847年）的石竹寺，原名“灵宝观”，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为“灵宝道观”。南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当过丞相的史浩贬到福州为节度使时，因其与佛教的一些渊源，将其改为佛寺，故又名“石竹禅寺”。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请辞回乡的“独相”叶向高与举人石映斗又为石竹禅寺募建了观音阁和僧房。此外，石竹山上还有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文昌阁，早年毁掉。上世纪九十年代又移建到桃源洞前，阁中供奉着孔子和朱子的雕像。文昌阁东西两侧分别是道教的“斗姆殿”和“元辰殿”。说来说去，石竹山真可谓是闽南释道儒三教合一的典型场所，算是福清宗教文化相互交融的一大景观吧。

　　说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恐怕绕不过去福清人叶向高。此人作为明朝的两任宰相，儒学的功底自不必说，他对佛教、道教亦十分精通。当他第一次看到洋人利玛窦带来的《万国图志》便非常惊奇，发现“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由此引发了叶向高对海外世界了解的浓厚兴趣。1607年他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升任内阁首辅后更是礼遇“西士”，曾在北京私宅两次与利玛窦见面。尤为史家津津乐道的是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病逝后，是叶向高力排众议，说服皇上恩准将其葬在北京车公庄，使之成为“御赐墓葬”的第一个外国人。《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一书中对此记载道：“时内官言于相国叶文忠曰：‘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曰：‘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姑毋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赐葬地矣。'”应该说，叶向高在对中西文化交流意义的理解和做法上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他既看到了国人陌生的西方文化的价值与科技的先进，也意识到通过利玛窦等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士是可以将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去。实际上也确如此，利玛窦不仅在中国传播宗教，并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也将代表中国文化的《论语》等译成拉丁文，在十七世纪的西方各国广为传播。利玛窦在进行“西学东渐”的同时，也等于开了“中学西渐”的先河。用叶向高的评价说，利玛窦做到了“凡中国经史译写殆尽”。晚年的时候，叶向高又与意大利的另一位著名传教士艾儒略在杭州相识，并与之一同来到福建。1627年，叶向高与曹学佺（曾任广西参政）、艾儒略在福州有一次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论辩——史称“三山论学”。论辩的问题包罗万象，涉及到宗教、哲学等中西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为可圈可点的是叶向高虽对西学包容接纳，师其所长，但并不是盲目崇洋媚外，一味迷信。他是站在足够的文化自信的立场上，来主张中西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的。有他赠与艾儒略的诗为证：“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蹑蹶历穷荒，浮搓过弱水。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皆名士。俶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泠然得深旨”。

　　有如此深厚文化积淀的福清，其蕴藏的创造力不可小觑。正是福清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产生由海外华侨回乡投资所带来面貌巨变的“福清模式”，这种模式被费孝通先生敏感发现，他在《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一文中写道：“在靠近福州的福清县，我还看到一种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片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联，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我称之为侨乡模式”。我想，这又是福清作为融之城的一大创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