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我来到人世间，出生地便是这个四面环海的东壁岛。从此大海的一潮一汐，岛上的一草一木,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今年逾古稀，那年少时的过往琐事，总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那么真切，那么有趣，那么令人心动，令人浮想联翩。
岛名的由来
东壁岛的名称由何而来？或有文、武二解。
一种说法是当年戚继光抗倭，取得牛田大捷，万民额手相庆。戚将军志得意满，跃马横刀，举头东望，见有岛立于波涛之间，以为可作抗倭壁垒，故以“东壁”名之。此即东壁岛名称之“武”解。是耶非耶？已无可考。
其实，“东壁”一词还有一解。唐代张说在《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一诗中，开篇第一联就是“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这里的“东壁”一词乃是指天上廿八星宿中主管天下图书与文章的东、壁二星。《晋书•天文志 上》：“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张说在这首诗里用“东壁”二星比喻丽正殿人才济济，翰墨生香。东壁岛得名若源于此，则东壁岛开山始祖当为饱学之士也。此乃东壁岛名称之“文”解。是耶非耶？亦无可考。
石板条与杵臼
东壁岛海滨村里有一座古老的四扇厝，大家称其为“古厝底”，这是村里的祖屋。祖屋大门外有一门埕，埕边有一块约三米长、五六十公分宽的厚石板条。傍晚时分，村民们就坐在这块石板条上谈天说地拉家常。夏夜，孩子们就在这门埕上捉迷藏，看星象，或者“盘诗”、赛歌，好不热闹。离石板条二三米处，还有一个旧杵臼，村妇们常在这里舂米。就是这两件很不起眼的物件，却是岛上的神圣之物。据老辈们说，东壁岛的开山始祖便是用一根粗大无比的顶门杠，挑着这两个物件来到岛上安家的，从此便开始了世代的繁衍。我常想，据此两件实物推断，我们的始祖当不亚于追日的“夸父”，抑或如射日的“后羿”，否则，任谁也无法挑动如许的石板条与杵臼。
九使洞避难
打我小时候起，听老辈们讲往事，总免不了说到三场灾难。最大的灾难莫过于“日本乱”。所谓“日本乱”就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期间，福州沦陷，小日本的军舰长驱直入，直抵东壁岛；其次，便是“阿楻案”的株连，廿世纪四十年代，岛上闹土匪，土匪司令余阿楻是东壁岛人，国民党政府遂派出军队，以剿匪为名，鱼肉百姓；第三便是“缉私案”，国民党政府以缉私的名义，派兵上岛，行凶掳掠，无恶不作。面对如上灾难，岛民们求告无门，只能掣妇将雏，躲入九使山岩洞中，祈求九使公保佑。九使公也的确没有令村民们失望。每次灾难来临时，在九使洞中避难的村民总能安然无恙。特别是躲“日本乱”那一次，日本兵从舰上上岸，见村里空无一人，便到九使山上寻找村民的下落，那皮靴踩踏洞顶岩石的声音，鬼子的吆喝声，一阵阵传入洞中，乡亲们大气都不敢出。但折腾一番之后，毫无所获，鬼子担心海水退潮，军舰搁浅，只好悻悻地撤出东壁岛。于是乡亲们对九使公的信仰便更加虔诚了。
“飞炉”之说
九使山顶如今有一处题为“飞炉”的摩崖石刻。这“飞炉”二字隐藏着一段神奇的故事。传闻在很久以前，村民们欲在山上建九使公庙，选好庙址，并用一些石块垒了简单的基座，然后将一香炉置于基座上。次日早上，上山的村民发现放在石基上的香炉竟不翼而飞了。于是四下寻找，最后在附近的“通天洞”内找到了。村民们坚信，这是九使公自己选择的庙址，于是便在通天洞内建起了一座面积不过十来平方米，四周有巨石环护的“大山九使”庙宇。此庙建于何时亦无可考，唯有庙内清道光戊子年修建时功德碑仍保存完好。
如今，刻着“飞炉”二字的摩崖正下方，即是当年的飞炉之地。
双侯护庙
通天洞里九使公旧庙门前，曾植有两棵柿树，真可谓拔地撑天，恰如两名威武的卫士，护卫着九使公庙。
历史以来东壁岛上除通天洞之外，别无此树。据说在龙田镇范围内也没听说有柿树。故这两株柿树似是颇有来历。查明史，知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沿途乞讨时，几难活命，忽见远处路旁有棵柿树，正值柿熟时节遂摘取充饥。明太祖登基后，为报柿树活命之恩，遂解龙袍披于柿树之上，并封其为“凌霜侯”，同时下诏各郡县广种柿树。故有明一代，广种柿树已成规矩。九使庙前的柿树莫非与这段史实有关？如是，则该庙的建庙历史当远早于清道光年间。是耶非耶，留待后人考之。
惨惨无奈，燕窝六斤
这是一封南洋寄回的家书里的一句话。
这封信的作者是当年岛上最有文化的文化人余桃仔。在解放前到解放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岛上识文断字者寥寥可数，遇到举凡红白喜事，生子定时，亲人远别，书信往来，首先想到的便是请教桃仔先生。我小时候见到桃仔先生时，他已是残疾人，着一身破旧不堪的蓝布长衫，走路时一边脚直挺挺的像犁地的犁头在地面上向前犁去，借以勉强支撑着他骨瘦如柴的躯体。
那封信是他早年下南洋时寄给家人的。说的是他到南洋后，以一介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能时而给同胞们代写书信或是请柬之类。同胞们或是觉得与文化人论钱有辱斯文，于是便免去“稿酬”一说，顺手提一盒燕窝聊充“润笔”。故而，生活依旧穷困，燕窝倒是积存了六斤。可这六斤燕窝既不能寄回来，又不便变现，于是便在家书中，以“惨惨无奈，燕窝六斤”道出自己的窘境。
真武殿里办学堂
东壁岛上有座道教宫殿——真武殿，位于茶腰与山利两个村庄之间。殿前左侧有一长形山包，貌似龟状，谓之龟山；右侧有一岩石，形如蛇头，谓之蛇石。面对大海，脚踩龟蛇，真武大帝之威严可以想见。
解放初期，真武殿已近荒废，成了东壁小学的校址。一九五八年，我在这里上高小，最初的教室就是在大殿东南角围出的一块地方。条件虽然简陋，但那时的教师却相当好。如解放前即在这里任教、担任过校长，后辗转在上薛小学、东营小学任教的余美棠先生，是东壁岛山利村人，虽没什么学历，但几可谓“学富五车”，被龙田学区誉为“活字典”，语文老师们凡有不解的文言文典故之类，无不向他请教。我在这里就读时的校长薛行来、教师俞肇伦等均是很好的老师。俞肇伦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他不但书教的好，字写得好，弹得一手好琴，还会编导戏剧。一九五九年，龙田学区举行各校文娱汇演，他在教学之余，编导了两个节目：一是独幕话剧《渔村之夜》，一是评话《模范干部两党员》。评比中，前者获得学区汇演二等奖；由我演出的评话获得一等奖的殊荣。
其实，远在此前，东壁小学就建立过一个剧社，演过以与人为善，邻里和睦为主题的闽剧《三家福》。演员的组成很有意思：饰演私塾先生苏义的是学校教员李修筠；饰演学童吉仔的是龙田镇上颇具表演天才的学生何可奕；饰演吉仔母亲的是北山（今海滨）村的多才多艺、吹拉弹唱俱通的农民余乃炎；参与演出的本校学生还有山利村的余乃玉、陈灿辉等。该剧的演出轰动全岛。几十年里，我一直不能想象，一个穷乡僻壤校舍破敝的小学，何以能办起这样一个剧社？何以能把当地农民和镇上的学生吸引到剧社中来？这个海岛潜藏的文化魅力何在？
乡村电影
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东壁岛民最高的精神文化享受莫过于看电影。而公社派出电影放映队来岛上的机会，一年最多也不过二、三次。遇到这样的日子，那简直就跟过年一样。放映场就是东壁小学门前、龟山脚下的小操场。村民们用三根茅竹，两竖一横支起银幕，马达一响，胶片哒哒哒……我们这些孩子便在欢呼雀跃中进入剧情。
然而，时常会遇到意外。比如发电机出现故障，放映员再三努力仍不能奏效，于是只好等次日满潮时，用船把发电机送到公社修理，说是修好再来，可这一修就不知何时再来了。
有一次放映队来了，却不是放电影，而是放幻灯片。大人们一听便摇头：幻灯？不就是“影戏”吗？又不会动，又不会说话，有啥看头！可我们这帮小孩，虽有些失望，但总觉得，就是幻灯片，也聊胜于无吧。于是，七八个小孩相约着，走了六华里的山路，看了一场《大闹天宫》的幻灯片。回来时，路上要经过一处叫“狮嘴岭”的地方，因为不久前一位小孩病死就埋在那里。快到那地方，大家心里发毛，全都屏住呼吸，听得到彼此咚咚的心跳声。一个大点的孩子，壮着胆告诉大家：每人捡两块石头，敲着石头跑过去。他说：鬼就怕石将军。于是，我们每人敲着石块，高喊着：“石将军！石将军！”低着头往前没命地跑。几十年后，那些在网上说什么“玩的就是心跳”之类狂话的年轻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当年“玩”的是怎样的一种“心跳”！
文盲社长
我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一九五四年被乡亲们选为村里互助组组长之后，他便“官运”亨通：成立初级农业社时，他被选为社长；成立高级社时，依然是海滨农业社社长；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他又是海滨大队大队长，后来便成了大队支部书记。
虽然他一直在当“官”，但我知道他这个官当得有多难。一是因为自己是文盲，对任何一个上级指示、会议精神，都只能凭自己的脑袋瓜记忆，记得多少，传达贯彻多少。二是村里太穷，建社时，全海滨村的固定资产（包括生产资料）折价一万元人民币。那时候，村民病了，要到龙田医院看病，向社里支钱，好说歹说支两角，三角，最多也就支个五角。这绝不是我瞎编，因为我父亲是文盲，他没法填“支钱条”，只要我在家就叫我填写，填好后他盖上章，就可去向出纳那里支钱。其实我明白，出纳的抽屉里，也没多少元钱。我从那时候起就深味“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成语，到底有多苦涩。
对他而言，还有更难的事呢。比如“大鸣大放”的年代，他从社里抱了一捆旧报纸，给我一块光饼，让我替他写几张大字报。因为党员干部是有任务要求的，他不能落后。又比如推广普通话运动，上级给他发了个“胸标”，上面印着“推广普通话运动督导员”。他戴着胸标满脸无奈地拍拍我的头，要我教他学普通话。我虽然小，但也知道苦笑：要他一个老实巴交、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去推广普通话，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夜校扫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中的文盲占的比例极高。因此，扫盲成了各级政府的一大重任。当时的农民，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吃罢晚饭，匆匆洗罢碗筷，便往夜校赶去。我的母亲算得上是夜校的积极分子，她不仅晚上在夜校照着课本学，白天在家有时边缝补衣服边看着家里的门联上的字学，没多久，她就把全家门联上的字都学全了。那时她每天都写字，写得十分工整，积了几册子的写字簿，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我一直以此为憾。
说到扫盲，不仅是各级政府的任务，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作为在校学生，也经常在接受扫盲政策的教育。当时有首非常好听的歌，歌名似乎是《好妈妈不愿做睁眼瞎》，我至今还能把全歌一字不差地唱下来：
太阳落山满天霞，农村里老幼学文化。
妈妈想去上民校，弟弟太小缠住她。
好妈妈呀，她呀她不愿做睁眼瞎，不做睁眼瞎。
妈妈妈妈放心吧，我可以帮您学文化。
白天老师来教我，夜晚我就教妈妈。
好妈妈呀，她呀她不愿做睁眼瞎，不做睁眼瞎。
一支铅笔一张纸，炕头上学校开了学。
先教妈妈一二三，再教妈妈针线袜。
好妈妈呀，她呀她不愿做睁眼瞎，不做睁眼瞎。
这歌词朴素、本真，歌的旋律优美流畅。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外活动的操场上，不知谁轻声哼出第一句歌词，接着越来越多的同学跟着唱起来，汇成一次自发的全校大合唱。我们每个人都在唱着，也都在被歌词、旋律，乃至被他人和自己的歌声感动着……几十年里，每当我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便再一次的被感动。回想近二三十年里，有些所谓的明星大腕，用假唱来忽悠听众，用“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来给电视剧台词对口形的种种不堪。我猜想，这些人一定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代人那样的感动，因此，他（她）们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纯真”，什么是“天籁”！
卖春联
虽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但由于母亲的一再坚持，我们兄弟三人都被送进学校读书。为了维持我们的学业，母亲给我们分配了任务：每天早上天一亮便上山去拔兔草，家里养了好几窝小兔，卖了小兔攒了钱，给我们交学费。可是那年头靠卖小兔攒钱，谈何容易！所以每到学校催交学费时，我们兄弟总在被滞留的名单中。当时国家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是有照顾的，我们的学费基本是半免的，但因为一家几个孩子同时上学，经济上的拮据，并非半免学费所可以解决的。现在的孩子们恐怕很难想象，当时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只有8分钱我们都用不起，只能用不带橡皮的4分钱一支的铅笔。如此一来，我们写字时必须十分认真，唯恐写错；一旦写错，就只好用指头沾着唾沫把字迹轻轻擦掉再写。错的地方一多，满纸就花里胡哨的。
有一年春节前，我和同村的比我年长些的孩子叫余甫瑞的合伙买了几张红纸，自己写春联卖。村民们知道我们为了攒学费而卖春联，都乐意向我们买。忙乎了十来天时间，记不得一共卖了多少对联，只记得最后每人分了近二元人民币，我们都高兴坏了！要知道，对于当时的我们，那绝对是一笔“巨款”啦！
盘诗之趣
孤岛的文化土壤无疑是十分贫瘠的。然而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具有超强活力的绿色生命。盘诗便是其中之一。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孤岛的春秋佳日，也自有不一样的勃勃生机。这时，三三两两牧童，骑在牛背上，或坐在九使山的岩石上，你一方我一方，说“咱们盘诗吧”。于是扯起嗓子唱开了：“油菜开花直直心，做人莫做奴才身。奴才做公……”这是一首杂诗，对方便也回他一首杂诗。如此往返不断，盘到一方觉得这些杂诗没什么难度，不够过瘾，便会适时唱道：“盘诗要盘古人名，古人扛铳去攻城，打你城门开不开，攻进《三国》见输赢。”对方一听，便不能再唱杂诗，而必须唱三国时的名人。盘到这份上，就要有一定的专业水平，所谓肚子里要有货。于是村里的几位盘诗高手，口袋里总备着一本诗本，随时随地见到没见过的诗便抄录下来，诗友们也经常互相交流、传抄。这是盘诗的需要，在这种需要被不断满足的同时，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在不自觉的提高。
遗憾的是，这种特别的文化传播方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便不再有了，现在的孩子已不知道“盘诗”为何物了。
乒乓之谜
小时候看到村里大人们打乒乓球，觉得十分好玩。海滨村会打的人，我记得有余乃炎、余乃华等人。是谁教他们的，他们怎么学的，现在想来，仍然十分新奇。特别是他们打球时计分的语言，不是用汉语或阿拉伯数字的“1，2，3”，而是用“土——玩”、“数里——玩”、“数里——土”等语来计分。我那时小，不会玩，也不知道这计数是怎么回事。若干年后，直到我学习英语以后才知道，原来“土——玩”就是“2——1”，“数里——玩”就是“3——1”，“数里——土”就是“3——2”。如此一来，我就更纳闷了——这些打乒乓球的大人们，他们充其量就是跟桃仔先生念几年私塾，他们怎么学到英语计数的呢？而今，当年打乒乓球的那些人早已作古了，这个谜也就永远只能是个谜了。
“牛山天”的故事
海滨村的后山有块石头，奇怪地杵在园中央，石头并不大，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是，这块石头上刻着“牛山天”三个字，而这三个字，是东壁岛历史上唯一的一处石刻，其含义是什么却无人能解。
我听到“牛山天”的故事，其实跟这三个字并无直接的关系。话说百多年前，在“牛山天”所在的这块地里，一位老农正在犁田，犁头忽然撞上了硬物。低头一看竟是一个罐子，打开罐子，发现里面尽是白花花的银圆。就在罐子被打开之际，里面银圆就像长了翅膀似的纷纷往外飞去，这位农民想抓也抓不住。情急之下，他扬起赶牛的竹鞭向空中甩去，打中了一块银圆。这块银圆从空中掉下来时正砸在他的小腿骨上，血流不止。此后，这个伤口就开始发炎、化脓、溃烂。他到处看医生、疗伤，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伤仍不见好。于是开始变卖东西，以至家徒四壁，最后不得不把那块银圆掏出来请医买药。待到伤治好了，那块银圆便也花完了。
老辈们跟我们说这个故事时，只是告诉我们：非义之财不可取。但我始终没明白，在那个充斥着文盲的岛上，是谁动念刻这方石刻？而全岛唯一的这方石刻到底想要传递给后人什么信息？
黑色的11月27日夜
在老辈的东壁岛民中，1957年11月27日夜绝对是黑色的恐怖之夜。就是在这个风高月黑之夜，一小股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的武装特务，驾驶一艘机帆船潜入东壁岛，在茶腰村登陆。这股武装特务的任务，是抓捕农业社的社长等骨干，企图借机引起混乱，破坏当时大陆正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股特务进入茶腰村正在打听社长家的位置时，恰与巡逻的民兵余乃进向他们问口令，特务们感觉不好，遂扣动扳机，飞出一梭子弹，民兵尚来不及反击，就饮弹身亡。听见枪声，武装部的其他民兵立即出动，并以火为号，报告岛上其他村的民兵赶到茶腰村支援。特务们见势不妙，匆匆撤出东壁岛扬帆而去。
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四十年后，我同福建师大艺术系的三位教授应邀联裾在台北举行书画展，旅台的东营乡贤余乃琨得到消息，便出面邀约了东营和东壁的在台乡亲一道为我接风洗尘。我发现席间有一位乡亲始终沉默寡言。私下打听，才知道他便是当年奉命引领特务们到东壁岛的向导。我想，见到老家来人，他一定在为四十年前给家乡带来的不幸而忏悔。我于是举杯向乃琨先生和众乡亲说道，今天乡亲聚会，我们只叙乡情，不谈别的。大家听了纷纷点头，尽饮满杯，举座皆欢。
餐后，我同乃琨先生走出酒楼，在月光下漫步，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家乡的方向。乃琨先生问我是什么辈分？我说，我是乃字辈。他一听，十分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那我们是同辈兄弟了。”我的心头不禁一热，想起王昌龄的两句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山上的标语群
东壁岛历来是海防重地，海防建设一直是全岛的工作重点。
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接受村里给我的任务，拎着一小桶石灰水，爬到山上的巨石上，用苎麻捆扎成的巨大的“毛笔”，沾着石灰水，刷写着字径比我人还要高的巨幅标语。当时最常写的标语内容有“提高警惕，保卫海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注意盘查来往行人，防止特务破坏”……我记忆特别深的还有一条：“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蒋军俘虏的五项原则：一、不打不骂不侮辱；二、不搜腰包；三、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这些巨幅标语分布在岛上几乎所有的岩石群上，形成那个年代独特的海岛文化，海上返往船只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得到。由于用石灰水书写，所以即使是晚上，只要有月色，也能看清标语的内容。
时过几十年后，我的朋友们经常问我，到东壁岛还能见到我当时写的标语吗？我只能告诉他们，岁月的风雨早已经洗去历史的陈迹。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我书写标语的九使山诸多摩崖上，如今已经镌刻上诸如赵朴初、梁披云、启功、郑乃珖、万籁鸣等文化名人的手迹，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馈赠给东壁岛的后代子孙。
民兵队部
在上世纪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年代，东壁岛上有四个民兵连队，隶属四个建制村。每个民兵连都有一个民兵队部。凡三十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属自卫民兵；三十岁以下的属基干民兵。基干民兵基本上夜间要在民兵部队住宿并轮流参加巡逻。
由于民兵的这种建制，村里的年轻人，只要一到十七八岁，就从家里搬出，加入民兵群里，白天上山、下海参加社（生产队）里的生产劳动；晚上吃了晚饭就到民兵队部去。他们在这里学习文化，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军事，参加军事训练，每天站岗巡逻。每年大年初三他们参加公社武装部组织的刺杀、射击等比武活动。1960年代，海滨村民兵曾连续几年获得全公社刺杀比武第一名的佳绩。这里还是全村文娱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每天晚饭后，出岗巡逻之前，队部里总是琴音缭绕、歌声不断。可以说，东壁岛一代代青年的成长、成熟，乃至人格的完成，都离不开民兵队部。
青年的民兵们有理想抱负，也有责任担当。作为始终没有驻军的海防前线，他们的存在是岛民们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东壁岛的大小山坡上至今留存的岗哨楼遗迹，记录了他们当年的艰辛与成长。
独特的船舶文化
每到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都要张贴春联，船只也一样。不过，船上的春联有它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早年的东壁岛，没有如今的万吨巨轮，更没有远洋船队，就连机帆船都少见，只有木帆船。根据木帆船的形制有几个地方是必得贴春联的。比如大桅杆上要贴一幅条联，联文是“八面威风”；船头的正前方，要贴一张菱形联，联文是“喝浪将军”；船头两侧的船眼睛下要各贴一小条联，联文是“龙目光彩”；在船尾舵杆上，要贴一联，联文是“万军主帅”；在进入船舱的舱门两侧要贴一对对联，联文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对联文现在到处都在用，只要是商家。而我当年看见船上这副对联时，我的感觉是，太贴切了，这就是专门为商船创作的对联。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
而今的东壁岛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南北两条堤坝像两条欢腾的巨龙，把当年的孤岛与大陆紧紧相连；当年沙滩上的木帆船，几成古迹，代之以成排的远洋船队；九使山上新修的九使公庙，香烟缭绕，金碧辉煌；沿着新修的登云道步上山顶的观海岩，福长平三地风光尽收眼底……故乡已经今非昔比，地覆天翻。
然而，我依然热衷于回忆，回忆那贫穷中苦涩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虽然贫穷和苦涩，却不乏善良、正直、美好，不乏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伴随着回忆的，还有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