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建设学习型政党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2

        ★经济聚焦：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定调”……………… 7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了吗？ ……………………… 12

建设学习型政党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党的十七大把建设学习型政党正式写入大会报告，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成功地建设一个学习型政党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在思想认识上也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才能把建设学习型政党落在实处。

　　从现实情况来看，主要有下列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好。

　　一是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建设学习型政党绝非把学习本身当成目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学习只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的。学习型政党借鉴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而学习型组织原本是企业管理、自组织管理理论中的一部分。什么是学习型组织是有争议的，但其核心观念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以达到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目的。这里的要旨就是把学习当成手段与途径，最终目的还是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当这一概念运用于政党组织时，所谓学习型政党的内涵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在核心层面吸收了学习型组织的意义，即通过不断学习，学会系统思维，转变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最终达到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全面素养，达到与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的目的，同时实现组织自身的持续发展。学习只是途径、手段，学习型政党通过这种途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特有目的。

　　具体地讲，提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现实目的，一是提升能力、转变观念和执政方式。当前的形势不仅与改革开放前不一样，甚至与改革开放的初期、中期也大不一样了。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考验是摆在党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背景下，党的政治能量并非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而天然增长，党的执政地位也并非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关键在与党能否把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规律，关键在于党能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得到人民的认可。这就需要我们有观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二是在提升能力的基础上，体现先进性。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先进性表现在站在时代前列、紧跟世界潮流，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对时代性、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也同样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学习，不断追寻真理，追寻规律。没有持续学习的精神，是不可能获得这种能力的，也不可能称之为先进性。

　　在这一问题上，还需要强调一个观念：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执政，但党本身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群众自治组织，党就是一个生存于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反映和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党能够长期执政完全依赖于社会的认可、支持。党虽然不需要像多党制国家那样和其他党竞争，但是，党如果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同样要失去执政地位。因此，强调危机与忧患意识，通过不断学习以提高自我更新能力，在开放的系统中全面提升组织的素养与能力，就是摆脱忧患、把危机化为机遇的重要一着。

　　二是处理好学习型政党建设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关系。

　　在近来的一些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建设学习型政党，当作无所不包的课题，把学习型政党与党的建设方方面面都联系起来，似乎具有“纲举目张”、解决党的建设方方面面问题的作用。

　　毫无疑问，建设学习型政党应当具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同样毫无疑问，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比如，不学习，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其观念、执政方式、工作方式必然出现问题，必然导致群众不满。反过来说，某一方面搞好了，的确可以促进其他方面的建设。但是，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是万能的，其功能并不能够替代党的建设其他方面的改革创新。诚然，有国外学者提出，学习型组织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改革组织本身的组织，改革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是一种学习。但是，其他层面的改革创新，如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如权力制约等等，更多的是政治利益问题，并非学习型组织就能够解决的。学习型政党解决的是政党内部的“软实力”问题，更多地体现为思想建设，体现为个人、团队、组织整体的素养和能力方面--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改革创新的能力，对于共同愿景与个人价值追求的正确理解，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党来说当然极其重要，甚至影响到党的先进性与执政地位。然而，基层党的建设问题，党内民主问题，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问题，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问题，都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党的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合，但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功能都是有限的，所以才需要有党的自身建设的整体布局。因此，建设学习型政党很有必要，但这一课题本身不是无所不包的。

　　三是处理好学习与实践的关系。

　　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学习型政党，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这里所说的都是理论知识。但是，学习理论是为了更好的实践，因此，四中全会同样指出：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学习就是空头理论，除了可以说几句漂亮的新概念以外并无太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干部很重视学习，但在处理群体性事件和一些突发事变时束手无策，归根结底缺少实践的锻炼。笔者依据自己多年的调研和实际接触，深感那些真正优秀的领导干部，都是既有多年实践经验，同时又真正思考问题，善于学习、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好的人，是那些真正具有责任心同时又有能力的人。学习与实践，二者是有机地融入在一起并非割裂的。

　　四是处理好个人学习与领导班子、组织整体学习的关系。

　　作为组织的构成单元，个体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共同愿景，而个体的价值追求与组织的共同愿景，可以借助学习而形成。个体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工作需要结合起来学习，也可以是个人修养的磨炼。只有每一个体都以学习为己任，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团队才能形成。而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实质上是指领导班子内部的学习形成风气、制度，提升领导班子的整体能力，并以此带动整个组织的学习。鉴于在中国特定领导体制下，各地区、各单位的领导班子的作用在决策、执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习型领导班子能否建成，就事关整个学习型党组织的成败。各级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带头为组织的共同愿景奋斗，这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关键。

　　五是处理好主动学习、自主选学与强制性学习的关系。

　　只有当学习成为组织成员主动追求的事情，学习型政党组织的学习效果才能最大化。如果在思想认识上不重视学习，把建设学习型政党当作一种“应景”之事，就不可能主动学习。因此，主动学习是判断个体学习热情的标志之一。所谓自主选学是根据个体的意愿选择学习项目、内容，好处是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选择，可以根据个体的不同需求，缺什么补什么，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促进其主动学习。从已经发生的某些事情来看，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根据具体工作需要选择实用性较强、技术性较强的项目、内容学习，而被人们认为比较“虚”的政治理论项目往往选择的人较少。这里，确实存在着“需要”强制性学习问题，比如，党性修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党性修养的内容也需要与时俱进，这样的课程、项目，是需要列宁所说的“灌输”的。再如，现在的党风廉政状况不容乐观，需要全党高度重视，不论人们是否愿意选学，也需要强制性灌输相应的理论。只有把个体需要和全党宏观层面的政治考量结合起来学习，才能够使学习型组织符合政党的需要，使学习型政党的学习不走样、变型。                        （本文来源：《 学习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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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聚焦：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定调”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当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同时，还要对第二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回升向好，但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之时，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聚焦一：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更突出，群众将享受更多财政阳光

　　政策：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

　　解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突出重点，就是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这也正是近年来公共财政的一贯目标和着力点。2009年，在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形势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安排7161.4亿元，增加1205.9亿元，增长20.2%；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支出安排7284.63亿元，增长29.4%。

　　在此基础上，明年还要继续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这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将更多地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

　　对此，贾康认为，财政政策的支持重点应加大对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科技研发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新能源、节能汽车、医药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投资，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引导和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政策性导向的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努力培育带动新增长点。

　　聚焦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退出”，信贷的增速将有所控制

　　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解读：专家认为，这“四性”勾勒出了明年货币政策的轮廓。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这给市场吃了个‘定心丸’。”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说，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还存在不确定性，仍可能反复，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当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要让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真正焕发活力还需努力，因此，明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退出”。

　　“‘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则表明，明年货币政策将在保持基本取向的前提下，因势、实时、灵活地调整力度和节奏。”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说，货币政策面对的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当前我国通胀压力不大，但通胀预期在升温；另一方面，货币信贷增长较快，流动性十分充足，正常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5-8个百分点，而目前M2增速达29%，高于GDP增速20多个百分点。“这两方面的因素可能会推动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上扬，甚至带来资产泡沫风险，以及由于资金使用成本较低，可能会带来低效益的投资。这些都需要引起货币政策的关注并作出及时应对。”丁志杰说。

　　丁志杰认为，“四性”的提法说明，货币当局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动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传统工具，而主要通过信贷政策的动态调整等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对此，汪同三表示，主要是要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同时优化信贷结构，以此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年的情况非常特殊，货币信贷增速相当快，明年的增速可以也应当比今年有所控制和放缓。”汪同三说。

　　聚焦三：收入分配制度应进一步改革，要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解读：“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这是中央基于当前形势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表示，近年来，扩大消费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增多。农民收入、城市低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个税起征点都在提高，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也在加大，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在逐渐加快。中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契合这一趋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这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谈何消费？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今后，国家要继续实施并完善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例如扩大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试点范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次，要减轻居民负担，加快全民社保建设，增加社保投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创建城乡居民持续消费的条件。

　　聚焦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制度安排

　　政策：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这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又一重要战略举措，体现了中央的战略构想是一脉相承的，为未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安排。

　　张晓山表示，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进一步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想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加快城镇化进程非常重要，而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则是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张晓山告诉记者，目前很多农民工已外出打工多年，有了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在统计口径上已被列为城市人口，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却无法真正实现身份转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身份的真正转换，推动城镇化的落实，同时也将为农村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规模经营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谈到如何确保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时，张晓山认为，户籍本身不过是一个身份的改变，除了放宽户籍限制外，还必须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尽快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让他们都能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及子女上学等，只有这样，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                           （本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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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了吗？

　　2009年12月19日，万众瞩目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未能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件的情况下闭幕。毋庸讳言，会议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13天的谈判进程相当复杂，进展非常艰难，凸显了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也充分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矛盾的深刻性。

　　大会失败了吗？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了吗？人们不禁要问。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一场关乎未来世界的走向暨人类命运的大会，因为其所讨论并将作出决定的话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在是太沉重了；这又是一场利益纷争、南北鏖战的国际政治博弈战场，因为事关全球近200个主权国家和60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这还是一场决定未来商业利益的鏖战，因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呼之欲出，会议的任何决定，都将对这块未来的经济“大蛋糕”做出政治切割。因此，早在大会启幕之初，各种期望聚焦哥本哈根：“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被议论最多的会议”、“改变地球命运的会议”、大会将是“最后的救赎 ”，等等。对于此次会议，几乎所有世界媒体都认定：结果无法确定，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争论和交锋，于是各种疑虑也充斥国际媒体：哥本哈根，人类能否收获希望？“世界担心气候峰会走向失败”……哥会落幕之际划上的果然仅仅只是一个逗号。

　　在中国等各方努力下，大会最后时刻由美国和“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国的首字母组成基础一词：BASIC）起草的《哥本哈根协议》，获得了欧盟、日本等30多国的支持。这个文件在随后的全会讨论中，虽获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意向，但最终因图瓦卢、苏丹以及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的反对，未获一致通过，而采取《框架公约》190多个签约国以自愿的方式加入协议。这份协议所达成的共识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清单，同时应建立某种检查各自进展情况的国际机制；协议规定，富国应该向穷国调拨资金，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协议还订立了一个目标，即将地球变暖的底线控制在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高出2摄氏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尽管会议未能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他将竭尽全力推动在2010年实现这一目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重要而积极的成果。《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难得的共识。中国为推动会议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为巩固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协议确实未能提供一份可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而这恰恰是会前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其实，即使会议通过了这样一份文件，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仅是获得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将成为此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石。因此，简单地断定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了的言论并不正确也是不负责任的。

　　各方博弈的焦点何在？

　　哥本哈根大会向世人展示出了一幅全新的气候政治地图。哥本哈根会议的实况告诉人们，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衍生而出的气候政治，正在被意识形态化。在这里，科学问题与政治话题被混淆纠缠于一。尽管大会前夕国际媒体爆出了所谓“气候门”丑闻，但仍未能稍为缓解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治正确”标准，成为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的强势话语。

　　这是一场阵线变幻不定、复杂混乱、令人精疲力竭的博弈，博弈中形成了立场各异的几方：希望发挥主导权的欧盟；志在夺回气候政治主导权的美国，以及追随其后的所谓的“伞形集团”，包括欧盟之外的日、加、澳、新等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又因立场差异被区隔为新兴发展中大国、77国集团和饱受气候变暖之害的小海岛国家及最贫穷国家。各方都不否认自己的责任，但显然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利益关切。早在会前，相关的国际政治博弈即已悄然展开。中美之间、美欧之间、中欧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密集磋商，幕后斡旋紧锣密鼓。

　　为争取会议上的政治主动权，各国纷纷提前亮出减排承诺的底牌。欧盟2007年即提出，争取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表示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奥巴马政府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日本的中期减排目标是25%，但其前提条件是所有主要排放国参与减排。这个前提条件没有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澳大利亚承诺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减排5%至25%（后一个数字均是有条件承诺），但这个目标却被澳议会两次否决。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估计，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应该达到25%至40%，才能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显然，发达国家的上述减排承诺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其后，印度也作出承诺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其碳密度20%至25%；巴西计划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至38.9%；南非表示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达到排放峰值。同时，“基础四国”宣布了共同的与会立场和共进退的政治决心。大会开幕当天，中国科技部长万钢表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将在2030-2040年间达到顶峰。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排放的峰值年份预期。这些承诺表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负责和令人鼓舞的。

　　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明显。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谈判首先应清算三笔“账”。其一是“历史账”。从1900年到2005年，人口总数不到全球20%的发达国家，却排放了全世界80%的温室气体。1950年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更大幅度地提高减排目标，并在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支持，这将是气候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其二是“人均账”。数据显示，2006年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0亿，却排放了约129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6%，人均排放几乎为发展中国家的4倍。二者之间的差异表明，前者是“生存排放”，后者是“奢侈排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排放空间；而人均排放量更高的发达国家则应加大减排力度。这将体现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平和正义原则。其三是“法律账”。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巴厘路线图”， 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基础。其不仅确立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且为发达国家确定了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哥会13天的激烈进程显示，与会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几个关键词：“体制”，即是否坚持国际社会公认的《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气候制度框架。会议期间，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再试图脱离或绕开这一框架。“双轨”，即指2007年180多个国家签署“巴厘路线图”时确立的双轨谈判机制：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承诺2012年以后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主要是指美国）则要在《框架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是自今年曼谷谈判以来，欧盟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双轨谈判并成单轨，试图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的方案，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原则”，即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正”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这三条原则在会议期间遭遇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压力。“共识”，主要指：1.发达国家要为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要承担中期量化减排义务；2.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支持下，尽可能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3.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4.建立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四个“共识”，其实就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诉求。

　　会议期间，争论各方相持不下，上述争论焦点迟迟达不成共识。会期中，西方国家的黑箱操作不断曝光，激起发展中国家的愤怒，使争辩双方的气氛一度白热化。最终，各方的博弈集中于减排承诺、资金、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上。

　　中国扮演了何种角色？

　　此次大会上，中国高调发声，展现了负责清新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言权，特别是照顾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小岛国等地区的利益，展现了大国形象，也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尊重。英国《卫报》认为，中国改变了气候谈判的格局，打破了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全球均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及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中国既要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利，也要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承担减排义务的意愿，同时避免被迫做出超越中国能力的减排承诺，考验着中方谈判代表的智慧。会议过程中，中方不愿妥协的强硬姿态以及化解危机的能力，再次凸显中国雄厚的外交实力。此次大会，中国是唯一单独设立新闻与交流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其目的就是全面介绍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政策、行动和取得的成效。会议开幕后，中国代表团负责人纷纷亮相。解振华的一针见血、何亚非的睿智、苏伟的幽默、于庆泰的清晰，让中国“声音”充分传递出来。大会期间，新闻与交流中心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专家举办专场新闻发布会，就气候问题阐道明理，让外界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努力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

　　2009年12月1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带着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诚心、信心和决心到会，随即开展了密集的旨在推进会议取得成功的外交活动。在这一系列会见中，温总理呼吁各国在最后关头，应着眼大局，立足现实，照顾彼此关切，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锁定已做出的承诺，迅速凝聚共识，有效推进谈判，达成一个显示国际社会共同政治意愿、体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各方所接受的成果文件，为未来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动力。同时，温总理重申中国的立场，即中国承诺的减缓目标是经过反复论证的、科学的、不容谈判的，也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即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减排行动挂钩。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中方赞成确定一个长期目标，可以考虑把2050年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实现各自目标方面，最重要的是采取切实行动，同时，要增加互信，不应该相互猜忌，更不能搞对抗。尔后，温总理以《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为题向大会发表了讲演，充分展现了中国减排的决心。

　　会议进入最后阶段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突然提出，发达国家或将在2020年前每年有条件地向气候基金会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但同时要求其他主要国家满足美国对透明度的要求。对此，中国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巴厘行动计划”对“三可”（即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已有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只有得到国际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减缓行动，才接受“三可”审评，而自主采取的行动不接受国际“三可”。中国坚持这一立场并不是害怕监督，或是怕负责任，而是为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的行动目标有充分的法律和机制保障，即不仅要使承诺公开透明，而且要保证承诺的执行受到国内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同时，中国愿意改进国家信息通报的报告方式，增加透明度，并考虑与各方进行国际交流、对话和合作。此次哥会上，中国自始至终坚守立场顶住了压力，成功维持了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捍卫了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中国核心战略利益。

　　哥会闭幕后，国际传媒明显分裂为两派：发展中国家强烈批评发达国家，特别是指出美国应为此次会议无果而终负责。而西方一部分媒体则将矛头指向中国。英国环境与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甚至叫嚷是中国“劫持”了大会。一时间，国际忽悠之声四起。其实，明眼人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知其项庄之意：其一可将责任推给中国；其二可为此后向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预留政治与贸易空间；其三又可将“破坏拯救人类家园”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借此占据道德高地，将中国置于被“批判、指责”的箭靶地位。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 “劫持”了国际气候谈判？如果按照米先生所言，只有抛弃《京都议定书》，双轨并单轨，即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放弃已成为国际气候谈判基础的两个文件和“巴厘路线图”，气候谈判才能成功的话，那么真正“劫持者”是谁，不也就不言自明了吗？中国人民的立场十分清晰，那就是：“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遏制气候变暖，拯救地球家园，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每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应当责无旁贷地行动起来。”（温总理语）

　　后哥本哈根的前景是什么？

　　哥本哈根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2009年12月将成为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坐标。《哥本哈根协议》毕竟为2010年的接续谈判提供了重要基础，坚持了双轨制谈判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人因此而言，哥本哈根将成为低碳时代下气候“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起点。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这次峰会上欧美发达国家风头不再。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中的强有力的政治作为和极具建设性的能力。此次大会上，中国努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国际形象，担负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称的大国责任，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有益的公共产品，积极实践着从受惠于国际体制的分享者向新国际制度的创建者和贡献者的转型。旨在给地球降温的这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表面上是各国就温室气体排放额度讨价还价，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各国关于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的博弈，进而将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转型。正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下，190多个国家不分大小，无论穷富，在哥本哈根的台前幕后展开激烈打拼。这是一场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博弈，是一场划定“气候主权”与国家主权界线的博弈，也是抢占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制高点”的博弈。博弈各方除了想要争取“道德模范”声望外，更是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背后的巨大商机。发达国家正积极构建新时代的“绿色意识形态”或称“气候意识形态”，以此占据新世纪的道德高地，以此构筑新的气候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导权，以此打造一个新的气候产业领域并希冀在这新的产业结构中天然地位居制高点，真可谓是一石多鸟，一箭多雕啊。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正在酝酿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以低碳、绿色为特点的新经济模式正在逐渐形成。眼下，气候因素正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革命的最主要推动力。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应对气候变化从任何角度讲都将是人类历史的一场伟大革命。甚而有学者预言，随着气候变化和减排话题的深入人心，这一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搭建国际新秩序的舞台。“气候主权”、碳排放权，或将与传统的国家主权并列，成为主权国家的基本属性。甚至由此，围绕碳排放权和“气候主权”，将建立起新的“集体安全机制”、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新的能源产业格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云云。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气候谈判既有各方利益的碰撞和博弈，又承载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愿望和不懈追求。在激烈交锋的同时，各国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多，这是达成协议的基础。妥协与博弈同样重要。在此后的谈判中，“妥协”将成为一个关键词。各国在坚持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勇敢的妥协精神。2009年底我们离开冰天雪地的童话之都，2010年我们将走向温暖的墨西哥城。全世界人民有理由相信，全球气候谈判将在那里迎来花繁似锦的美好愿景。

　　（本文来源：《 学习时报网》）